我的入黨介紹人
后來，他和老何成了我的入黨介紹人。
監(jiān)察室和局領導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兩三年間，職工對局長違反財政紀律、侵占職工福利金及其腐敗的生活作風多有不滿并多次向監(jiān)察室反映，我們也多次向局長提出意見，但他一直置若罔聞，不屑一顧。無奈，陳主任主持監(jiān)察室開了個會，要求大家堅持與不良傾向作斗爭。會上大家一致同意將局領導的問題向上級反映，遂由我執(zhí)筆向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寫了一個報告。省紀律檢查委員會派工作組進駐兩個月之后作出結論，并給予了當事人以黨紀處分。第二年開始整風與反右，我預感到那位局長要翻案，要報復，果不出所料，我成了批判對象。我的主要罪狀是“反對黨的領導”。我不服，于是局長發(fā)動周圍的人同我劃清界限，深揭狠批，以至于有人為了自�；驌迫≌钨Y本不惜去捕風捉影、無中生有地編造材料。在幾個月的批判過程中，只有一個人一言不發(fā)，他就是陳主任。在那種政治氛圍和政治壓力下，我相信能這樣做的人很少很少，也很難很難，比身處會場中心，不肯低頭、不斷進行辯駁的被批判者的我還要艱難。會場主持人多次厲聲敲打他，甚至于點了他的名，他仍一言不發(fā)。僅余的左眼目光平視，穿過狂熱的會場，穿過冰冷的墻壁，望向原野，望向戰(zhàn)壕中的戰(zhàn)友；他是一尊雕像，一尊讓許多人在它面前汗顏、低頭的雕像。
我被送到海南島農場勞動近兩年之后，回到廣州，在廳辦大朗農場繼續(xù)勞動。這時身殘的陳主任正下放在大朗農場任黨委書記兼場長。他見到我，不像有的領導那樣關心地勸我認錯，只平淡地說:“要注意身體。”我心領話中“留得青山在”的厚意。我從海南島回來時，嚴重水腫，他只能用這樣的方式幫助我、鼓勵我。陳主任沒有把從海南島回來的這批待罪之人當成勞改犯，而是當作“人”甚或“同志”。一次收割試種的肉草，每人都挑著200斤左右的擔子從水田里走上岸過磅，正好他路過，有人攔住他向他報豐收，報大伙擔子的重量，他聽后高興地鼓勵了幾句又說:“以后不要再挑這么重的擔，不要弄傷了。”那年春節(jié)前，副場長要我們下塘給廳里打魚，塘大拉網小，幾十個人在塘里泡了三四個小時才打上二三百斤魚來。正值寒流襲來，上岸后個個凍得渾身發(fā)紫，觳觫不已。陳主任正在食堂了解過節(jié)的供應，看到如此的一群人就問是怎么一回事。副場長告訴他說:“是下塘給廳本部打魚。”陳主任不滿地說:“他們過幾天吃魚就不行嗎？正是寒流到來的時候叫人下水，不好吧！”副場長辯解:“不是想給廳報個豐收嘛！”陳主任憤怒了:“這種喜報不報也罷！”接著他吩咐事務長，晚餐給每個下塘的人增加一砵飯(半斤米)、四兩酒。農場結束后，陳主任留在大朗辦商業(yè)干部學校，任校長。文化大革命中紅衛(wèi)兵們對這位獨目斷臂、寧折不彎的“當權派”一點辦法沒有。再后來陳主任又調了幾個單位，但一直沒有他榮升的消息。我想這屬必然，像他這樣耿直的人，是不會與謀權者合流的。
上世紀末我去看他，他說:“我一直相信，總有一天你會得到平反的；作你的入黨介紹人，我從來沒有后悔過。”前幾年他去了，清貧一生，留下的只有一個真正共產黨人的高貴品德。
我以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為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