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人生評價該怎么寫比較好

　　一位改變了司馬遷的人生軌跡的皇帝，因為這次的災難歷史上多了一個名流千古的史學家，一部偉大的史學著走《史記》。

　　而追根究底，造成這一切事情的根源就是漢武帝。漢武帝是《史記》中記載的最后一位皇帝，也是與司馬遷關系最為密切的皇帝。以下是小編給大家搜集的關于漢武帝的評價，歡迎大家參考借鑒!

　　漢武帝的評價1

　　由于漢武帝做出的種種舉措，每一步都對各方各勢力的臣民百姓造成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因而在后世，人們對于他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差距極大。

　　有人說他雄才大略，有人說他窮兵黷武;有人說他貢獻重大，有人說他獨裁統(tǒng)治。直至現(xiàn)在，他的故事依舊被人說不完、道不盡。漢武帝出生于漢景帝前元年，即公元前156年，是漢景帝的第十個兒子，他是王美人唯一的兒子，而劉徹的原名本不叫劉徹，他的原名不太好聽——叫作劉彘。

　　這里就不得不說，漢景帝在封建皇帝中也是一個非常“高產(chǎn)”的皇帝，他的一生共有十四個兒子，遠超本就能生(生了八個兒子)的劉邦。

　　這十四個兒子分別由六位母親所生，其中王美人(漢武帝的母親)生了一個，龐夫人生了一個，賈夫人生了兩個(其中有一位為中山靖王劉勝，也就是劉備經(jīng)常提的那位劉勝。而此人更加可怕，他有120多個兒子，也不知道劉備選劉勝是不是因為他兒子太多了，隨便挑一個當爸爸也沒法被人調查清楚)漢景帝最寵愛的栗姬和程姬各生了三個兒子，王美人的妹妹比較厲害生了四個兒子。獨夫，暴虐無道，眾叛親離的統(tǒng)治者;民賊，殘害人民的壞家伙。指對國家人民有嚴重罪行的、殘暴的統(tǒng)治者。在中國人的眼中，漢武帝的形象一直都是雄才大略的千古一帝。尤其近些年，以漢武帝為題材的電影電視劇的熱播，更是把他塑造成了一位頂天立地的巨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戰(zhàn)略家之一。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漢武帝其實是一個好大喜功、控制欲極強的皇帝，他對國家和民生的破壞是非常巨大的。

　　漢武帝統(tǒng)治期間窮兵黷武，以致人口減半、流民四起。據(jù)《漢書》記載，元封四年(公元前120xx年)“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shù)者四十萬”，“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梢钥吹�，在武帝晚年，中國發(fā)生了極其嚴重的流民暴動，社會秩序陷入混亂，西漢王朝面臨著嚴峻的統(tǒng)治危機。

　　漢武帝的評價2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對漢武帝蓋棺定論的評價是：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翻譯過來就是：漢武帝窮奢極欲，刑罰繁重，橫征暴斂，對內大肆興建宮室，對外征討四方蠻夷，又迷惑于神怪之說，巡游無度，致使百姓疲勞凋敝，很多人被迫作了盜賊，與秦始皇沒有多少不同。

　　秦皇漢武，原是一路貨色。

　　中國經(jīng)過秦末連年內戰(zhàn)，到漢高祖劉邦立國時，十室九空。人口由秦初的四千萬降到一千五百萬左右。所以漢朝初年，高、惠、文、景四位皇帝不得不奉行“與民休息、輕徭薄賦”的治國理念。尤其文、景兩位皇帝抱定的理念是“不折騰”，于是民間經(jīng)濟出現(xiàn)了空前的繁榮：官倉里的糧食多到變質，府庫中的銅錢多到串錢的繩子都朽爛，史稱“文景之治”。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也記載了漢初時商業(yè)繁榮、民眾富裕的盛況。

　　這時候，有著“紅色基因”的十六歲“官二代”劉徹上臺了。說他是官二代，是因為劉徹排行在第十王，本來沒有機會繼承皇位，但是在母親和舅父的精心策劃下，經(jīng)過復雜的宮廷斗爭，他得意登基，成了漢帝國的第五任皇帝。

　　漢武帝的評價3

　　統(tǒng)一思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統(tǒng)一的帝國需要統(tǒng)一的思想，就不能百家爭鳴。當年秦始皇就意識到，天下大亂是因為思想自由，言論不一，他采用的手段簡單粗暴——焚書坑儒，誰料“坑灰末冷山東亂”。

　　獨裁者的看法往往一致，漢武帝也是這樣想的。但他汲取了始皇帝的教訓，手段略微溫和了一些，獨尊也不是獨存，就是說別家的學派也沒有全滅，諸子百家也沒有都趕盡殺絕。而是只有儒學才被確立為官學，有著至尊的地位，是思想文化領域的老大，別派學說不能與之平起平坐，官員也只從儒家中選拔。“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本來就是天下讀書人的追求，上進之路只此一條，千軍萬馬都會擠到這個獨木橋上。從此，中國的知識階層交出了靈魂，不再有自由的思想和思想的自由。

　　從此，中華帝國有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有了恒定的核心價值。儒家學說也影響了中國二千多年。然而，漢武帝盡管承諾要按照儒家思想來治國，可在事實上，行王道(儒家)還是行霸道(法家)，儒生們卻作不了主，王道好用夠用時，不妨溫文爾雅，歌舞升平，一旦不夠稱手，就會大打出手，甚至殺人如麻。

　　事實上，漢武帝從來就不是真儒家，更不是純儒家，他的成功，也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但他為什么要選定儒學作為統(tǒng)治思想呢?因為，儒家是維護君主制度的，和法家一樣。只是法家的維護不講道理，其手段是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法家稱之為勢、術、法。而儒家維護君主制度是講道理的，也有人情味。儒家的道為王道，政為仁政，制為禮制，治為德治。

　　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本質上沒有區(qū)別，都是為了統(tǒng)一思想。而尊儒和坑儒這兩種手段卻實實在在是法家的。法家主張“兩面三刀”，兩面就是賞與罰，三刀是絕對權威、陰謀詭計和嚴刑峻法。尊儒是賞，坑儒是罰，秦始皇不準人民讀書，漢武帝只準人民讀一種書。始皇威脅，武帝利誘，始皇失敗，武帝成功，就這么點區(qū)別。

　　秦帝國用法家，結果二世而亡。人民不接受法家統(tǒng)治，卻能接受儒家。那么統(tǒng)治人民的思想就用儒家，而法家則變成了秘而不宣的帝王術。比如《商君書》，作者商鞅雖然最后被車裂了，但這本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書卻成了歷代帝王宮中的秘藏，只有皇帝或皇位的繼承者才能研讀學習。

　　外儒內法，也成了二千多年中華帝國獨裁統(tǒng)治者們的衣缽，代代傳承。

　　漢武帝的評價4

　　為支撐他四方征戰(zhàn)的擴張野心，滿足他窮奢極欲的享受，對內橫征暴斂、與民爭利。

　　漢武帝的一生是四方征戰(zhàn)、威風八面的一生，先打北面的匈奴，打南面的越人，然后打東邊的朝鮮，通西域也打，打的很威風，為中華帝國開拓出了一片廣闊的疆土。這很符合許多國人想弘揚我大中華威風的想法，這也是漢武帝成為千古一帝的最根本的理由。

　　然而，疆域大小重要，還是人民生活富足幸福重要?于我，更贊賞龍應臺曾經(jīng)在北大演講時說過的一句話——我不在乎大國崛起，只在乎小民尊嚴!但這是一個問題，此文暫且不論。

　　還是回到漢武帝的征戰(zhàn)。都認為漢武帝的征戰(zhàn)是為了開疆擴土，但有些戰(zhàn)爭純粹是以個人好惡發(fā)動的，比如為了得到汗血寶馬兩次萬里迢迢西征大宛。

　　大宛王國地處今天的烏茲別克斯坦，中間隔著羅布泊、塔克拉瑪干大沙漠和帕米爾高原。在兩千多年前的交通條件下，數(shù)萬人西征，注定是極其艱難的過程，事實亦如此，戰(zhàn)爭是非常慘烈的，漢帝國雖然取得最后的勝利，但也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

　　漢代學術大師劉向在《漢書·陳湯傳》中這樣評價這次戰(zhàn)爭：“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jīng)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寡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這是第二次西征大宛國，將軍李廣利領兵六萬出征，回師時將士只剩一萬人，換回了三十匹汗血寶馬。

　　打仗是要錢的，連年的征戰(zhàn)很快把文、景兩朝積攢下的家底花光了。沒有錢怎么辦?漢武帝把手伸向了百姓的口袋——經(jīng)濟體制改革。負責這項改革工作的三個人是桑弘羊(商人兒子)、東郭咸陽(鹽商)、孔僅(鐵商)，漢武帝的謀略是以商治商。

　　西漢初年的商業(yè)很繁榮，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記錄的富豪榜上，涉及的行業(yè)五花八門，不一而足，有冶金、鹽業(yè)、物流、糧食、零售、畜牧、高利貸、肉制品、小五金等等。

　　其中，利潤最高的是鑄錢、煉鐵和煮鹽。所以，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把這三個產(chǎn)業(yè)國有化。鑄錢和煉鐵完全由政府壟斷，民間有膽敢私自鑄錢的，死罪，有膽敢私自煉鐵的，重刑。鹽業(yè)開放一半，煮鹽由民間，賣鹽歸官方，這算是官私合營加統(tǒng)購統(tǒng)銷。二十年后，酒類也歸官方專釀專賣。

　　中國真正的國有企業(yè)，從此開始。

　　漢武帝的評價5

　　從鹽業(yè)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中吃到甜頭的桑弘羊再接再厲，已經(jīng)不滿足于金融和鹽鐵的壟斷，把手伸向了流通領域，設計出臺了均輸法和平準法。均輸，就是政府平價收購各地的土特產(chǎn)，然后運往各地高價賣出，賺取差價;平準，則是由政府掌握和控制全國物資，低價買進，高價賣出，利歸朝庭。

　　這樣一來，民間資本的所有出路，以及工商業(yè)者發(fā)家致富的所有門路，都被堵死了。漢武帝不僅收稅，還要壟斷經(jīng)營權。帝國政府成了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銀行家、企業(yè)家和批發(fā)商。

　　漢武帝和桑弘羊認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些都是天經(jīng)地義的。他們意猶未盡，接下來，他們的手直接伸進了百姓的口袋里。

　　漢武帝頒布了算緡令。緡，就是一千文錢，算，就是二百文錢，算緡，就是征收私營企業(yè)和個人的資產(chǎn)稅，二緡征一算，也就是征收百分之十的資稅。個體工商業(yè)者都要求申報財產(chǎn)。

　　此令一出，天下嘩然，幾乎無人愿意如實申報財產(chǎn)。漢武帝又生一計，在頒布算緡令兩年后，又頒布了告緡令。鼓勵世人舉報不如實申報財產(chǎn)的工商業(yè)者，對舉報者的獎勵是被舉報人財產(chǎn)或資產(chǎn)稅的一半。

　　于是，一場舉報他人財產(chǎn)的人民戰(zhàn)爭打響了，幾乎所有中產(chǎn)以上家庭都被舉報。漢武帝則派出由酷吏組成的工作組奔赴全國各地，就地處理隱瞞財產(chǎn)案。結果，中產(chǎn)階級集體破產(chǎn)，社會財富被迫清零，民眾的儲蓄和投資意識銳減。大家有了錢就趕緊花掉，生怕再被別人舉報了。

　　而漢武帝的國庫，當然很快賺得盆滿缽滿。民間卻經(jīng)濟凋敝、人口銳減。

　　著名華人歷史學家黃仁宇說：“這個帝國的運轉，從來不是依靠法律權威和數(shù)字管理，而是從上至下的道德感召力。中國歷代的皇帝，從來沒有藏富于民，而是以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竭力削弱民間、做大中央政權。民間經(jīng)濟的凋敝，讓中國始終無法擺脫農業(yè)國的身份。反過來，這種人身控制，也讓中央集權越發(fā)穩(wěn)固。”

　　實際上，任何一個集權的社會，一個可能由集權發(fā)展為專制的社會，都不會允許民間資本形成規(guī)模，因為那會變成一種與絕對權力抗衡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