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年作家創(chuàng)作會議上的發(fā)言稿
在繪制機械圖和寫作愛情詩的間隙里，我有選擇地閱讀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wèi)軍》、法拉奇的《人》、歐文•斯通的《凡•高傳》、錢鐘書的《圍城》以及沈從文的早期作品，同時較為系統(tǒng)地學習了中國哲學，對王陽明先生的“心學”體系大為感佩，這一體系在我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深藏于文字背后，成為支撐我的文字的，看不見的經胳。
事情進行得似乎很順利。大學畢業(yè)后，我被分配到昆明鋼鐵集團總公司，做了一名“調研秘書”，這個職業(yè)類似于“中統(tǒng)”或“軍統(tǒng)”，因為年輕，調查對象通常不對我等設防，因此可以弄到接近事實真像的素材，然后寫成報告，供集團高層決策參考。我很快厭倦了這種工作，因為我幼稚的建議幾乎從來不會引起高層的重視。一年以后，我回到故鄉(xiāng)昭通，做了一名小報記者，幾篇文章下來，儼然成了小鎮(zhèn)名流。一方面站在最真實的大地上，一方面相對安靜地沉湎于讀書寫作，我創(chuàng)作出了第一批勉強可以稱之為小說的作品。貴人相助，黃堯老師、慶國老師、潘靈先生、李騫先生、楊昭先生、胡性能先生以及《十月》雜志的王占軍先生、《邊疆文學》的何真老師、王洪波老師，閱讀、指導并發(fā)表了我的第一批作品。
28歲那年，同樣是貴人相助，由原《邊疆文學》主編張永權老師牽線搭橋，在熱愛文學的武警云南邊防總隊政委和國才的愛才之心和鼎力操辦下，我參軍入伍到了邊防，36歲那年，我成了云南省作協(xié)最年輕的副主席。
創(chuàng)作似乎改變了我的命運，至少是改變了我的生存狀態(tài)。在中國這樣一個敬畏官員，恐懼武力的社會里，我身著武警中校制服，威風凜凜。而且坦率地說，如果沒有稿費，沒有轉讓長篇小說的影視改編權而獲得的報酬，我不太可能在這個城市買房買車，不太可能在這個繁華而浮躁的城市里放置一張安靜的書桌。前兩天讀到才氣、文氣、官氣、霸氣如傅斯年這樣的大師，抗戰(zhàn)中困居川南小鎮(zhèn)李莊時，不得不靠出賣藏書以換取一頓米飯的時候，禁不住心如刀割。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已是極端地幸運了。
似乎是寫作改變了我的命運，似乎我可以做為一個“賣字為生，并且混得不錯”的標本堅定諸位同仁功利寫作的信心。其實我一直在想，不是寫作改變了我的命運，而是閱讀和寫作本身就意味著我的生存。我不記得在什么地方讀到有人說過，所謂命運，命是注定的，是恒久不變的，而運是變動的，機遇的。我的理解，命運就是一條大河，運是浪花，命就是那奔流向前的河水本身。我想，作家，就像工人、農民、軟件工程師、商品推銷員，是一類不可或缺的社會職業(yè)。社會總需要一些人去寫，這恐怕就是職業(yè)作家了。
但是把自己定位為職業(yè)作家，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猜測在座的很多朋友都想寫電影劇本，寫電視劇本，因為那似乎可以掙到大錢。以我的親身體驗而言，寫劇本是很苦的差事，拿了人家的錢，就必須按人家的思路走，甚至是牛頭不對馬嘴的思路走，說到根本，是跟著觀眾的口味和領導的意識形態(tài)走。這樣一來，創(chuàng)作變成了勞役，文學變成了生意，文人變成了“小手工者”，真正的“賣字”，一點都不快樂，以我們有限的生命來說，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