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史詩圣
李白的《將進酒》,白居易的《長恨歌》無一不歌頌盛唐的飄逸繁華,唯有杜甫之詩。在眾多歌舞升平的詩篇中顯得那么與眾不同。
我并不喜歡杜甫,對于他也不是很熟。我愛的是李白“明朝散發(fā)弄扁舟”的快意灑脫。杜甫,一個詩句中盡是愁緒的人,仿佛女兒家一般傷春悲秋,感嘆時運不濟。
然而事實又并非我想象的那樣。長安十年,杜甫一生最輝煌燦爛的時光盡是在此。李林甫“民間無賢”的打壓、父親的死去在經(jīng)濟等方面給予了杜甫極大地壓力。然而“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杜甫延恩匭中的三篇賦成就了他長安十年唯一最耀眼的輝煌?尚疫\之光一閃而過,他仿佛長安的一股潮水,在一天之內(nèi)漲起,又以比漲起更快的速度消退。不得不說,李林甫對杜甫慘淡的人生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杜甫一方面被貧窮壓迫,一方面被事業(yè)心驅(qū)使,為求得官職,不擇手段。他不是陶潛,不會“不為五斗米折腰”。
長安十年,杜甫看清了腐敗的政府,卻又心存幻想不愿承認。盛唐的影子還在他的心理,不忍拂去。
流亡之后,他成為了左拾遺,一個僅供擺設的官。而經(jīng)歷房琯被貶等時間后成了皇帝嚴重看不慣的一份子。最終成就鳳翔城外“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的景象。
最后,他還是離開了長安。像他這樣一個憤世嫉俗的人,時鐘不宜長伴君側(cè)。然而她有是俗氣的,俗氣的有些諂媚!盁o才日衰老,駐馬望千門”。他不能“從容賠笑語”的失落心情竟是這般讓人鄙夷。
不得不承認,杜甫是個很難理解的人,他渴望在官場大干一場,鏟除奸佞,有低聲下氣阿諛獻媚的討好;他渴望歌盡民間疾苦,賦役沉重,卻又總是轉(zhuǎn)換口氣安慰著說保家衛(wèi)國市人民應有的職責;他渴望國家擺脫胡人入侵的災難,又不忍看到人民的疾苦,
《石壕吏》是杜甫對繁重兵役最聲淚俱下的痛斥,他最真實的告訴我們,封建壓迫下人民的窮困生活。
杜甫被稱為“詩圣”,然而我覺得他并不構(gòu)成為一個圣人,他在仕途與氣節(jié)之間徘徊,在人民與政府之間游移。然而,是亂世無章的史實成就了他。亂世之亂史,恰符合了杜甫復雜多變的心境。身值亂世,杜甫是如此幸運,又是如此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