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樹的風格

　　不惟上，不惟利；只惟實，只惟民。陶鑄同志身上體現(xiàn)的是一種松樹的風格。

　　陶鑄（1908-1969），湖南祁陽人。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廣東省省長、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中宣部部長等職。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

　　1958年“大躍進”后，報紙上公布的糧食產量一天比一天“高”，“高”到糧食沒處放，農業(yè)形勢“一片大好”�？�，沒過多久，農村四處告急。很多地方的公共食堂揭不開鍋，水腫病開始蔓延。

　　對于這種情況，在1959年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說了藏富于民不見得是壞事之類的話。意思是說，糧食是有的，只是被農民藏了起來。

　　很快，全國掀起“反瞞產”運動高潮。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也親自帶隊到廣東的“千斤縣”——東莞開展“反瞞產”運動。

　　陶鑄一行到達東莞城的那天晚上，縣委召開了“反瞞產”大會。一個又一個公社書記站起來，說東莞確實豐收了，所謂沒糧食是假象。有個公社書記，更舉例說他在某村反瞞產，在曬谷場，他只見稻草不見谷，可是，把稻草堆輕輕一撥拉，嘩，大堆大堆的谷，金黃金黃，可喜人吶……上百人的干部大會上，只一位老人袁溥之出來唱反調。她說：“陶鑄同志！我看過許許多多農民的家，糧食是有的，但沒有那么多。反瞞產是反不出糧食來的。”陶鑄當場批評了她，說她是不是“右”了一點。會后，眾多工作組被派往農村開展“反瞞產”。不過，陶鑄再三交代下鄉(xiāng)人員，一定要先作調查研究，甚至避開縣社干部，直接到農民群眾當中，摸到真實情況。

　　工作組回來后果然得到真實情況，他們向陶鑄匯報：農民的米缸確實是空的，沒有米；老農訴苦說，米都集中到公共食堂去了，連給嬰兒煮糊糊的米都沒有；一些谷倉里確實有谷，但那是代集體保管的種子糧，沒有隊長命令，誰都不準動用。有個工作人員在一戶農家看見熱氣蒸騰的鍋，便想看鍋里煮的是什么，女主人看見來人，搶先一步，擋住爐灶，粗聲粗氣嚷道：“看什么？鍋里煮的是野菜。”女主人轉念一想，忽地轉過身去，順手掀開鍋蓋：“要看，給你看個夠。”工作隊員看到鍋里煮的，確實是野菜。

　　1959年3至4月間，廣東省委召開專門會議。根據匯報得出結論：1958年的糧食產量，沒有原來報告的那樣多。分析原因：一是頭腦發(fā)熱，報產報高了，由此制訂征購糧食的計劃不符合實際，購了過頭糧；其次，農民集中到食堂吃飯，浪費了不少口糧；第三，提倡一日三餐干飯，敞開肚皮吃飽，造成大量浪費。

　　據此，陶鑄代表廣東省委向中央報告，提出向農民讓步，停止反瞞產，減免不切實際的高征購。報告說，不切實際地反瞞產，使基層干部和農民群眾的關系相當緊張，再反下去，會使矛盾更加尖銳，后果不堪設想。

　　黨中央非常重視廣東省委的報告，肯定了報告的精神，批準報告提出的改進方法，并轉發(fā)各省，號召全黨說老實話，辦老實事，做老實人。

　　毛澤東欣賞廣東省委的勇氣，承認農村問題的嚴重性。在1959年4月27日，寫了“假話一定不可講”的黨內通信，此信印發(fā)到省、地、縣、社的同時，還破例發(fā)給最基層的生產隊。他在信中說：“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于人民事業(yè)有利，于自己也不吃虧。”他要生產隊的小隊長，“根本不要管上級規(guī)定的那一套指標。不要管這些，只管現(xiàn)實的可能性。”“反瞞產”運動就此停止。

　　而陶鑄也于1959年5月，在一次會議上，特地走到袁溥之面前，誠懇道歉：“袁大姐，在東莞反瞞產，我沒有聽取你的意見，還說你是不是‘右’了一點。我錯了，請原諒。我向你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