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降價是人治的產物，明年相關決策者換了，以人為本的注意力變了，今年獲得的一切明年都可能失去，而且可能失去更多。

    ●根據(jù)現(xiàn)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公共決策的法治化至少有四項標準：公眾參與、信息公開、科學論證、信賴保護。

    1月10日，鐵道部新聞發(fā)言人發(fā)布信息：今年春運，鐵路各類旅客列車票價將一律不上浮。而且今后春運，鐵路客運也將不再實行票價上浮制度。近日來，這一決策受到了廣大公眾的歡迎。

    高興之余，人們也不免要問：鐵道部的這一決策是如何出臺的？這一決策究竟是法治的產物還是人治的產物？如果是人治的產物，值不值得我們如此高興？如果明年相關決策者換了，以人為本的注意力變了，今年獲得的一切明年都可能失去，而且可能失去更多。

    當然，如果這一決策是法治的產物，人們也不免要問：法治對公共決策究竟有些什么要求？鐵道部今年做出票價不上浮的決策如果是法治的產物，其去年做出票價上浮的決策是不是法治的產物呢？其他政府部門這些年做出的降價或漲價決策，比如公園門票漲價、電信服務漲價等等，是不是法治的產物呢？法治與降價或漲價的決策，并沒有必然聯(lián)系，總不能認為降價、不漲價即法治，漲價即人治吧？

    那么，某一特定公共決策是法治的還是人治的結果，我們如何區(qū)分？

    根據(jù)現(xiàn)代法治的一般原理，公共決策的法治化至少有四項標準——

    公眾參與。公共決策是對公共事務的決策，往往涉及千百萬人的利益。為了反映廣大公眾的意愿，避免決策者暗箱操作，防止少數(shù)利益集團控制決策，法治原則要求公共決策有廣泛的公眾參與。參與方式包括舉行聽證會、座談會、通過電子郵件或信函向決策機構書面反映意見，以及通過網絡或其他媒體展開討論、辯論等。某一特定決策有無廣泛的公眾參與，是衡量相應決策是法治還是人治產物的首要標準。

    信息公開。這不僅指決策結果和決策根據(jù)的事后公開，更主要是指決策前和決策中，作為決策啟動因素和決策法律依據(jù)、事實依據(jù)的信息的全面公開。沒有全面、真實的信息公開，不同利益團體，包括生產者、服務提供者、消費者、管理者等，難以在決策中公平博弈，公眾參與就只能成為熱熱鬧鬧的“表演秀”，成為掩蓋人治決策的障眼術。

    科學論證。法治化的公共決策既要求決策的民主化，也要求決策的科學化，兩者統(tǒng)一而互補�，F(xiàn)代社會管理涉及大量的科學技術問題，決策稍有不慎，即可能導致經濟、社會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災難。解決公共決策的科學性問題，顯然不能僅靠一般的公眾參與，而必須同時依靠專家參與。特定的公共決策必須組織特定的專家論證，且這種論證須全面而深入，有責任機制保障。

    信賴保護。公共決策系政府決策，具有公信力。一經做出，政府即不能輕易改變，即使因情勢變化和公共利益需要而要改變原決策，也應貫徹比例原則，在多種可能的方案中選擇對相對人利益損害最小的方案，并對相對人因決策變更而造成的損失予以公正的補償。

    回頭再看鐵道部“春運不漲價”的這一決策，正如一些公眾所質疑的，似乎是“突如其來的好事”，卻未找到“好事的來源”。依據(jù)媒體報道的有限資料，我們很難了解該決策出臺的整個過程，似乎沒有公眾參與、信息公開、科學論證的跡象，恐怕只是領導層的善意決定——對公眾多年來不滿春運票價上浮而怨聲不絕所做出的回應。當然，這樣的回應算得上體察了民意，其決策也可謂“開明之治”吧。

    我國憲法已經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方略，國務院于2004年頒布的《全面推進依法行政實施綱要》也確立了建設法治政府的具體目標。法治國家和法治政府最重要的指標是公共決策的法治化。建立和完善法治化的公共決策機制的任務，迫切地擺在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