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
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陶淵明《飲酒》·五
這是一首明白如話的詩，任何時代的漢語讀者都無須引領(lǐng)，即可進入詩境，而且都知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一句好詩，為這一悠然的詩境神往不已，甚而在恍惚中覺得自己就是陶淵明，或五柳先生，在某處山腳的樹蔭下“不求甚解”地瞇著眼，度過一剎陶然的時光。自然，他們有理由這般享受陶淵明，但他們不應(yīng)忽略了陶淵明還是一位有著不可企及的境界的大詩人，“不求甚解”是一個參透了生命的高度與深度的人所追求的一種渾融狀態(tài)，而非一般人所理解的淺嘗輒止——能使這樣的大詩人“欲辯已忘言”的“真意”，可不是簡單的。
歷來認為，“欲辯已忘言”的出處是莊子《外篇》中的“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踢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踢；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這段話的大意是這樣的：捕魚的器具是為了水里的魚，得到了魚之后，即可將它棄置一邊；捉兔的裝置是為了奔跑的兔子，得到了兔子之后，即可將它棄置一邊；語言的功能是為了隱藏的“真意”，得到了“真意”之后，亦可將它棄置一邊。其要旨與陶淵明的“欲辯已忘言”，實際上大相徑庭，倒是與艾略特的《四部四重奏》中的“上季的水果已然吃凈，吃飽的野獸便踢去空桶”如出一轍。依我的理解，陶淵明的“欲辯已忘言”除了表明一種與大自然渾然相融的醉意外，至少還應(yīng)有這樣的兩層含意：一層是，當他欲說出這詩境中感悟的“真意”時，卻發(fā)現(xiàn)根本無法言說，尋找不到用以來表達的語言；另一層則稍隱些，就是說他既已得到了其中的“真意”，實際上已無須言說——而如果試圖言說的話，反而會使“真意”在言說中遺失。中國的山水田園詩，或者說中國古典詩歌的主流，日后實際上就是在其教主陶淵明所擬定的“欲辯已忘言”這一教義中發(fā)展的，它試圖在語言中呈示一種水中之月的詩境，讓“真意”蘊藉其中，任讀者去體悟，為一種永恒的無法逼近的魅力而誘惑。我曾見有學(xué)者將陶淵明與英國大詩人華滋華斯并論，探討中西詩各自的特色。確實，他們相同的地方很多，都是東西方這兩個最偉大的詩國的一流的詩人，大自然的詩人。但論者責備陶淵明的“欲辯已忘言”沒能象華滋華斯的詩那樣，動輒數(shù)十行，甚而上百行地來對“此中”的“真意”進行討論，辨析，而目為中國詩的短處。其實，他剛好說反了，華滋華斯那數(shù)十上百行的探討，辨析，雖一時痛快淋漓，最終卻將一個無法言說的詩境給肢解了，或者說狹小了詩境——他正處于陶淵明不愿站立的位置，因而，他沒能象陶淵明那樣見到“南山”。他只是得到了一些關(guān)于“南山”的哲學(xué)見解，這些見解是會在時間中褪色的，因為每個時代都會產(chǎn)生觀察“南山”的不同的角度。而陶淵明的“南山”卻始終渾然地立在那里，雨后一般的清新。
說是陶淵明發(fā)現(xiàn)了“南山”，大概不會引發(fā)爭議，一千五百多年來，他一直牢牢地掌握著這個專利。將“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稱作《飲酒》詩的華彩部分，甚而中國古典詩的一個至境，想來也不會有異議，上至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稍愛古詩者，無不會背誦這兩句，熱心的追隨者還會在居所的周圍種植上菊花——這于不同層次的人皆很方便，也很相宜。他們見到了“南山”沒有？恐怕不會樂觀——但他們又覺得這兩句詩中確實存在著一種無以言說的魅力，無法舍棄。問題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他們的目的性太強了。即使是陶淵明，在“種豆南山下”的時候，也沒能見到“南山”，南山此時只是一個勞作的背景�！坝迫弧闭f來容易，做到卻不易，它體現(xiàn)的是一種從容不迫的風與水的心境，就如同那位孤獨的漁人，在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的溪邊的漫行——他因此偶然地進入了“桃花源”。而當他與那些高尚士們懷著某種目的，直奔“桃花源”時，則“遂迷”，“不復(fù)得路”了。我們不妨想象一下這樣的一幕場景：一個秋日的光線與時間中，陶淵明隨意地在他的東籬邊踱著步，那些風中搖曳的秋菊，仿佛大自然的神奇的呼吸與韻律，恍惚中向他暗示著什么……他彎下腰，采下一朵，試圖移植于自己的手心。當他以一種植物的慣性重新直起身時，一個奇跡出現(xiàn)了，他的眼前出現(xiàn)了一座“南山”，浮動于他手中的菊花或金色或白色的光暈中——他的眼睛，菊花，遠處的峰巒，偶然而奇妙地構(gòu)成了三點一線。在這個角度上，陶淵明手心的菊花，就相當于漁人在“林盡水源”處所得的“仿佛若有光”的“小口”，具有一種關(guān)鍵性的引領(lǐng)作用，而此刻的“南山”，就是“桃花源”。
※本文作者：莊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