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讀書筆記
《資治通鑒》，簡稱“通鑒”，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多卷本編年體史書，共294卷，歷時19年告成。它以時間為綱，事件為目，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2019年)寫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筆，涵蓋16朝1362年的歷史。它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讀罷此書，感受頗多�！顿Y治通鑒》的內容以政治、軍事和民族關系為主，兼及經(jīng)濟、文化和歷史人物評價，目的是通過對事關國家盛衰、民族興亡的統(tǒng)治階級政策的描述警示后人。
司馬光書名的由來，就是宋神宗認為該書“鑒于往事,有資于治道”，而欽賜此名的。由此可見,《資治通鑒》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資政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xiàn),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學為政治服務自覺意識增強的表現(xiàn)。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本書使用了一套“古怪”的計時術語作為全書的時間框架體系，如“閼逄攝提格之歲”之類�！伴戝獭毕喈斢跐h語“甲”，“攝提格”相當于漢語“寅”。為什么不用漢語的天干地支，而偏偏要用一套多音節(jié)語言的干支體系呢?
經(jīng)過查閱資料與詢問老師朋友我了解到《資治通鑒》本身的編纂，具有很多特點或優(yōu)點。首先是它取材廣博和編寫精審，所記敘的歷史是幅員超過萬里，人口超過千萬，時間長達一千多年，而全書不到三百卷，組織精密，條理清楚，詳略得宜，言簡事明，有深入淺出之妙，這是一般史書不能與之相比的。其次，司馬光的治學態(tài)度非常嚴謹，所用史料都經(jīng)過仔細選擇，并將選用的過程和選定的理由，一一記載下來，編成“考異”，成為《通鑒》一書的一個組成部分，在后世流傳中，人們才把它分開了，這項治學方法，因此稱為“考異法”。這都是在組織形式方面比較突出的優(yōu)點。
至于考異法是什么呢，我還不是很了解。仍要請教老師 實資治通鑒中很多故事是用來體現(xiàn)作者對迷信思想的不懈其迷信思想，在統(tǒng)治者可謂根深蒂固，司馬光常常依據(jù)事實揭破其底細。如記武則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獻白石赤文者，執(zhí)政詰其異，對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盡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習貓，使與鸚鵡共處，出示百官。傳觀未遍，貓饑，搏鸚鵡食之。太后甚慚�！�(并見《唐紀》二一長壽元年)事雖細微，意義則甚為重大。又如鎮(zhèn)壓黃巢起義的高駢，據(jù)有揚州，為霸一方，而聽信玩弄神仙之術的呂用之，終至于城破身死�！锻ㄨb》詳記其事，不掩飾，亦不夸大，讀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紀》七○至七三)。此類記載不僅表明司馬光的見解正確，同時也表明其文學手法高妙。關于幾次大戰(zhàn)役的描寫，如昆陽之戰(zhàn)，赤壁之戰(zhàn)，淝水之戰(zhàn)，淮西之戰(zhàn)等，都極簡練而生動，稱為古代敘述戰(zhàn)爭的典型之作
當然由于當時的水平與局限我又讀了許多后續(xù)內容其中指出了不少錯誤如《史記》錯記了戰(zhàn)國時期各國的年代，因而將齊宣王伐燕記為湣王之事，與《孟子》、《國策》諸書的記載均不合，現(xiàn)在根據(jù)《竹書紀年》已經(jīng)糾正了這個錯誤。《竹書紀年》是魏國的史書，因與儒家經(jīng)典記載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視，以致后來逐漸失傳，現(xiàn)在看到的是輯錄本。司馬光雖然看到過原本的《竹書紀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將齊宣王的年代比《史記》拉后十年，避免了與《孟子》等書的矛盾，其實毫無根據(jù)，不能作為史實看待。又如著作《后漢書》的范嘩，在朝臣爭權中被殺，而誣加以叛逆的罪名，編造了很詳細的情節(jié)，《宋書》全收于《范嘩傳》中，司馬光未作分辨，也照樣采用了(《宋紀》六)，到清朝，王鳴盛才辨明了當時的史實(參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東晉時期世家大族當權，陶侃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門，世家出身的當權者對他多加誣蔑，《晉書》不辨真?zhèn)味际珍浵聛��！锻ㄨb》已多予刪汰，但亦有刪汰不盡者，如云侃“以不豫顧命為恨”(《晉紀》一六)。陶侃為地方長官，與晉明帝也無特殊關系，自然無必要參豫顧命，清王懋竑為陶侃作了正確的辨白(參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當然我們不能因為小錯而否定大的成果
《資治通鑒》是一部分量比較大的書，同時也是值得通讀的一部書。如何通讀這樣一部大書?
然而在我看來司馬光的思想中也存在聚賢他的思想，是一套嚴密的等級制度，一套金字塔型的，在他希望這等級制度是不要變動的。這從臣光曰中可以看出。但事與愿違，犯上作亂的事情層出不窮。這從根本上沖擊了儒家的體系，我不知怎么辦，但儒者有辦法。于是一個彌天大謊被創(chuàng)造出來，而一些正直的儒者也信以為真，一起為這個彌天大謊添枝加葉。 這個彌天大謊就是天命。
如果問我得到了什么?我會說是當時的一種君主制度與格局的思考大秦一統(tǒng)天下，在西周封建的基礎上立國，當時面臨著一組不可解的矛盾：以順的方法沿襲古制，則不符合新時期社會解構的需求，革新，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去突破阻礙，最大的阻礙來自于六國舊民，無論是貴族血統(tǒng)，還是無知愚忠，亦或地緣差異，人們不可能自然而然地立即適應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只能強迫，強迫，就失人心。秦通過足令其喪盡民心的方式完成了由封建制到郡縣制的革新，完成了社會進化的需求，實質是為后來的大漢朝做了嫁衣裳。魏收在評論宇文泰的建國時說：“陳涉首事不終，劉季因而創(chuàng)業(yè);賀拔元功夙隕，太祖籍以開基�！边@是就個人成就而言，這個道理放大到國家層面，則是漢興由秦，秦把黑臉都唱了，漢的白臉才好唱。秦法，真有后代傳言那么嚴酷嗎?只不過是作為時代矛盾的犧牲品的一個借口，大概不是為大漢的真正大一統(tǒng)背了黑鍋?
惠政，有個極其需要避免的要點，也是歷來君主們疑神疑鬼得最多的一個方面，那就是下面的人像司馬懿那樣，把人心都從曹家收買到司馬家了。如何避免?老實說，高高在上的位置，自然需要能力足備的人去擔當，庸主奸臣，想要不顛覆，真心難。這些事實，告訴我們兩個重要的道理，第一是黑臉不好唱，應該優(yōu)先選擇白臉，沒得選除外;第二個道理是不怪敵人太狡猾，只怪自己不明智，遺憾的是大概沒有幾個蠢皇帝會認為自己蠢吧，不獨皇帝，可能包括生活中大部分的人，其中可能有我，也可能有你。
道義是個抽象的概念，不如量化成擔當。當時若不是趙無恤主動擔當，三晉的命運還真不好說，很可能會被智伯各個擊破，因為后來的晉陽反擊戰(zhàn)獲勝，偶然的因素不小。段規(guī)為韓康子建議的策略是等，等到有人受不了，到時候再看，任章則拋出“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觀點，聽上去有理，似乎后來的事實也可以反證他做得對，而實際上不然，因為三晉之所以能夠反敗為勝，一在于趙無恤擔當了責任，而智伯自己又粗心大意。智伯若不大意，一味慫的韓、魏，最終一定逃不過如后來六國亡于秦的結局，而六國采取的就是他“將欲取之，必姑與之”的策略，不斷用土地賄賂秦國，希望將戰(zhàn)火引向他人，自己坐收漁利。只可惜再沒有一個趙無恤出來擔起責任，而秦又不肯失誤。由此可知，道義其實是個必要的概念，沒有趙無恤肯擔道義，那兩家主仆，再聰明，再狡猾，也只是小聰明，被滅的命。
綜上所講資治通鑒有利有弊。以我愚見，我們可以了解上面的一些故事典籍。擴充自我，但不能一味陷于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