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高考作文素材：談讀書

　　經(jīng)典閱讀的三種境界

　　上世紀80年代，經(jīng)歷了“黑色的七月”(其時中學生對高考的形象比喻)的艱難拚搏，我有幸成為西南交通大學的一名本科生。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大學校園中，最吸引我這個農(nóng)家子弟的去處莫過于社科系資料室(今政治學院信息中心)。資料室的幾位老師見我如此癡迷于讀書，便特許我可以隨時前往閱覽豐富的藏書和報刊資料。于是，懷著無盡的感念，我擁有了一段心無旁騖、博覽群書的寶貴歲月。讀書，留給我的是難以名狀的心靈的充實、豐饒與幸福。

　　當然，坦率說，年少輕狂之時，讀書少了一些章法，其情形大抵屬于自發(fā)而非自覺。古語云：“登高自卑，行遠自邇”，閱歷，于人是相當重要的。記得南宋詞人蔣捷有一首《虞美人·聽雨》，說少年“聽雨歌樓上，紅燭昏羅賬”，中年“聽雨客舟中，江闊云低、斷雁叫西風 ”，暮年“聽雨僧廬下。鬢已星星也。悲歡離合總無情。一任階前、點滴到天明。”同樣是聽雨，人生各個階段的體驗如此迥異，閱歷使然也。清代漲潮所著《幽夢影》中說：“少年讀書，如隙中窺月;中年讀書，如庭中望月;老年讀書，如臺上玩月。皆以閱歷之淺深，為所得之淺深耳。”誠哉斯言!歲月如歌，風過無痕，飄忽二十余載后，豐富的人生閱歷與歲月積淀讓我對讀書有了一些新的認識，特別是對于“讀書宜讀經(jīng)典”的命題產(chǎn)生了高度認同。

　　所謂“經(jīng)典”，古今在內(nèi)涵上是有差別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經(jīng)典”曾被賦予了神圣的色彩�！稜栄农q釋言》說：“典，經(jīng)也;威，則也。”郭璞注：“威儀，可法則。”(《十三經(jīng)注疏》)由此可見，經(jīng)即典，典即經(jīng)，只有那些能為人們遵循、持守的文字文本才有資格稱為“經(jīng)典”。又據(jù)許慎《說文解字》：“經(jīng)，織縱絲也。”即是說，“經(jīng)”的原初含義為絲織物的縱絲，據(jù)川籍學者楊乃喬先生分析，“經(jīng)”后來逐步演化為一種話語權力的象征，成為生命主體“立言”的文本形式(《東西方比較詩學——悖立與整合》)。由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何先秦時代的諸子百家紛紛稱自己的立言文本為“經(jīng)”(如《墨經(jīng)》、《道德經(jīng)》之類)，也不難理解何以宗教文本也通常冠以“某某經(jīng)”的稱謂(如《圣經(jīng)》、《古蘭經(jīng)》、《金剛經(jīng)》之類)。

　　現(xiàn)在所謂“經(jīng)典”，其內(nèi)涵比之古義顯然寬泛了許多，大體上指那些歷久不衰甚至歷久彌新的典范性傳世作品。

　　據(jù)個人愚見，相對而言，經(jīng)典閱讀可以有三種境界。

　　經(jīng)典閱讀的第一種境界是“開卷有益”。顧名思義，就是只要多讀好書，自會收獲良多。三國時期著名政治家諸葛亮在《誡子書》中說：“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認為：“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透，數(shù)學使人精細，物理學使人深沉，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使人善辯。”(《論讀書》)的確，讀書尤其是經(jīng)典閱讀乃一個人成長進步的重要階梯。

　　閱讀可以養(yǎng)心。宋代王禹偁在《黃岡竹樓記》中描繪自己“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zhí)《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云竹樹而已。”辦公之余而焚香默坐讀《周易》，人生一大快事，養(yǎng)心也。

　　閱讀可以明理。如《曾文正公家書》中所言：“不愿子孫為大官，惟愿為讀書明理之君子”，此種叮嚀，大有深意。

　　閱讀可以長才。杜甫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徑言博覽群書對于增長寫作才能的絕佳之處。

　　閱讀可以益智�！墩撜Z》中記載孔子對學生語：“小子何莫學乎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 這是一位博學練達的老師對弟子們的殷殷叮囑，講盡了讀書可以增加知識與智慧的種種好處。

　　一言以蔽之，書中自有黃金屋，腹有詩書氣自華!只要肯于經(jīng)典閱讀，勤于經(jīng)典閱讀，自會不斷豐富知識，積累學養(yǎng)，收獲學識。

　　蘇東坡有詩曰“詩酒趁年華”，實際上，經(jīng)典閱讀亦須趁早。對于風華正茂的莘莘學子來說，經(jīng)典閱讀可以早一些為自己打好學問的根基。古人講“入門須正，立意須高”，我以為，在大學階段宜通過經(jīng)典閱讀，側重于打好文史哲的基礎(尤其是對于文科大學生)。

　　哲學是思維的體操，不僅可以澡雪精神，滋養(yǎng)生命，而且能夠增強人的思辨能力。哲學閱讀尤其是西方哲學閱讀，對于思維的訓練太重要了!我們治學、撰寫論文，須臾離不開邏輯思辨。前兩年，我曾經(jīng)提倡自己任教班上的大學生讀點西方哲學著作，最低限度要讀一下《西方哲學史》(羅素、梯利著述的版本皆可)，用意即在于此。遺憾的是，很多同學告訴我：“老師，西方哲學太難讀了，讀不下去啊!”我頓時無語，只有徒喚奈何。如此輕言放棄，恐是“非不能也，實不為也”(孟子語)。

　　文學不僅直指心靈世界，同時還會給我們帶來彌足珍貴的語言修養(yǎng)。數(shù)學大師蘇步青先生嘗言：“數(shù)學是自然科學的基礎，而語文不僅是社會科學的基礎，而且是一切科學文化的基礎。”(轉引自《中國青年報》20xx年2月1日)此言不虛!我以為，蘇先生把語文置于“社會科學、科學文化之基礎”的高度，恐是對語言表述能力重要性的洞察吧。記得當年自己攻讀文學博士時，導師不容商量地要求我們啃讀儒家經(jīng)典《十三經(jīng)》，還親自在課堂上抽查督導我們背誦《文心雕龍》《詩品》《文賦》等文學理論經(jīng)典名篇，無論齒序長幼，一個也不放過。當其時也，我等同窗皆苦不堪言，怨嗟不已。歲月不居，光陰流水般逝去，而今事過境遷，當腦海中時常飄過“每一顧而掩泣，嘆君門之九重”“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等名句，張口即可成誦大段文字如“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孀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頓然領悟了導師的用心良苦，既使我們用看似最笨拙的背書方式增長了經(jīng)典知識，同時也讓我們平添了許多語言修養(yǎng)，其功可謂大矣!事實上，許多經(jīng)典作品是需要背誦的。這正如朱自清先生所主張的，與其瀏覽萬首唐人詩，不如熟記唐詩三百首。僅僅是一般性的瀏覽，俗稱“過目不過腦”，很容易流于“淺閱讀”而走向空疏。老一代學人有背誦的傳統(tǒng)，像胡適先生11歲之前背完《四書》《五經(jīng)》，茅以升先生少年時代背過《古文觀止》中的大量名篇。這些閱讀方式對我們恐怕不無教益吧。

　　史學修養(yǎng)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魯迅先生說：“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華蓋集》)以史為鑒，鑒古知今，前賢已有定論，自不消說。而對于治學來講，我們也是任何時候都離不開歷史視野，離不開時間維度(還有空間維度)的。你做橋梁研究，那就須通曉橋梁建造史。你做國人價值觀研究，當然要先圈定歷史范疇，是古代、近代還是現(xiàn)當代?歷史界定必須嚴謹，否則就淪為抽象空談了。當今一位研究中文的知名教授說，中文系其實也是歷史系，對于學習中文的學生，最重要的功夫是史學的功夫。此種論斷是很有幾分道理的。

　　經(jīng)典閱讀的第二種境界是“雕精達博”。如不能雕精達博，學問便如浮萍無根，難以致遠，難現(xiàn)大氣象;根深則枝繁，根深則葉茂，此千古不易之理也。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教人“苦讀”的傳統(tǒng)，像“頭懸梁，錐刺股，彼不教，自勤苦”“學向勤中得，螢窗萬卷書”之類的倡導多多，難以盡述。我以為，這恐怕不僅僅是勤奮向學的泛泛提倡，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進入雕精達博之境的微妙提示。所謂“讀書當求快樂，苦讀大可不必”之論，我不敢茍同。如民諺所說：“不經(jīng)一番寒霜苦，哪得梅花撲鼻香”，經(jīng)典之作尤其是中華元典、西方哲學經(jīng)典向來難讀，這種高頭講章若非下一番苦功夫，如何能洞徹其中奧妙?以愉悅、快樂為追求目標，在“開卷有益”的閱讀層面上是可以的，但想進至“雕精達博”的境界恐怕難矣!我校杰出校友茅以升老校長曾將治學秘訣歸納為十六字：“博聞強記，多思多問，取法乎上，持之以恒”，認為欲使學問精熟，非“博聞強記”、“持之以恒”則無以收其功。事實上，茅老于中華元典功底扎實，于橋梁專業(yè)功夫了得，恐怕皆因苦讀、精讀以及勇猛精進所致。據(jù)校史載，茅老念五年橋梁專業(yè)本科期間，留下了多達1000萬字以上的讀書筆記，當是辛勤讀書的明證。歷盡此番寒霜苦，方得脫胎換骨身!茅先生也因而具備了主持修建中國第一座現(xiàn)代化錢塘江大橋的學識資本。試想，如果經(jīng)典盡如美國大片那般刺激感官、愉悅動人，如“心靈雞湯”一樣賞心悅目、玲瓏可人，則我校不必提倡經(jīng)典閱讀而徑直名曰“圖書閱讀”可矣。眾所周知，王國維先生乃大學問家，民國時期清華大學國學院四大導師之一，嘗讀德國大哲學家康德的著作，讀一遍，未懂;讀兩遍，仍覺深奧難入;讀三遍，方有一些感覺。以先哲之聰慧睿智，尚且有此艱難，足見經(jīng)典閱讀并非易事。民諺所謂“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我以為，大量“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太史公司馬遷語)的經(jīng)典都須下一番苦功夫，一讀、再讀、數(shù)讀，方得窺其門徑，進而登堂入室，識得廬山真面目。我們今天讀書，太容易舍難就易、淺嘗輒止，太過于強調實用致用、立竿見影了。如果讀書只滿足于當下的愉悅而不注重分析、綜合、系統(tǒng)化，不僅思想難有高度、深度和寬度，所獲知識恐怕也很容易像網(wǎng)絡資訊那樣淪于即刻性和碎片化的。

　　又有人可能會說：“經(jīng)典閱讀倘若不求實用，那還有什么讀的必要呢?”這種問題，我以為實乃似是而非。朱自清先生曾說：“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經(jīng)典訓練應該是一個必要的項目。經(jīng)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經(jīng)典常談·序》)退一萬步講，我們究竟以什么為依據(jù)來判斷“有用”、“無用”呢?須知，任何事情均應辯證地、歷史地、具體地而不能抽象地看待。此時無用，彼時有用;此地無用，彼地有用;并非只有當下直接用得上才算是“有用”啊�！独献印分兄v：“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莊子》中講：“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經(jīng)典于個體生命的“有用”與“無用”，很大程度上是在具備了豐富的人生體驗，經(jīng)過歲月的淬煉之后方得知曉的。開國領袖毛澤東青年時代曾有“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毛澤東早期文稿》)之語，曾文正即晚清重臣曾國藩(謚號“文正”)，湖南湘鄉(xiāng)人氏。《清史稿》中評其曰：“國藩事功，本于學問”，意思是說，此公偉大的事業(yè)乃是源于扎實的學問。為何修史者不講曾國藩事功“本于智慧”、“本于睿智”之類而偏說他“本于學問”呢?其實，古今以大業(yè)而名留青史者燦若星辰，難以勝數(shù)，但當?shù)闷?ldquo;以學問而致事功”者，恐怕就寥寥無幾了。“學問”一詞，在今日語境下既指書本知識，亦指實踐知識，于曾國藩而言，其學問之本在于博覽儒道經(jīng)典，這是確鑿無疑的。據(jù)《清史稿》中記載，這位曾文正公“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師。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jīng)緯萬端，一貫之以禮。”“嘗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畫像贊記，以為師資，其平生志學大端，具見于此。”凡此種種，說明曾國藩于經(jīng)典是下過一番雕精達博功夫的，加之以豐富的實踐歷練，因而學養(yǎng)豐厚，學識過人。試想，如果曾國藩每讀一本書都預先追問一下是否有用，靠著貌似“當下有用”的淺顯判斷去功利性地讀書，那他如何能構建起自己的學問體系，進而依憑博大精深的學問而致事功呢?

　　經(jīng)典閱讀的第三種境界是融會貫通。這里所說的“融會貫通”,可以從兩個層面去理解：一是追求各類知識的融會貫通，也可稱之為“圓融通透”;二是注重知行合一，在行中知，在知中行，即是自覺追求理論書本知識與人生社會實踐的有效融合。無論如何，對于青年學生，我以為主要還是應在第一個層面下功夫。眾所周知，有“中國航空航天之父”美譽的錢學森先生在生前曾直言不諱地提出對我國教育的追問(即“錢學森之問”)，錢先生感慨“這么多年培養(yǎng)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yǎng)的大師相比”。“錢學森之問”發(fā)人深省!當代中國教育到底怎么了?難道今人聰明才智確乎不如前人，以致于又須像清代名士龔自珍那般大聲疾呼“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當然不是!事實上，仔細推究民國時期大師們的求學與治學特點，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他們的路子頗異于今人。簡言之，大師們走的是“融會中西、貫通古今”的路徑。胡適、魯迅、陳寅恪、梁啟超、牟宗三、熊十力、梁漱溟、湯用彤、錢穆、唐君毅等等，每一位學界達人都是“兩腳踏中西文化”，于中華元典精熟于心，于西方學問不在話下，可以說盡窺東西、古今文化之堂奧。而民國時期的工科人才，即以我校老一代校友為例，如竺可楨、茅以升、黃萬里等諸學長均是文理交融，國學、西學功底了得，作詩、為文樣樣精通。我曾應邀在成都七中育才、七中嘉祥為中學生朋友們演講，當孩子們從我這里得知，已存在于初中語文課本數(shù)十年之久的經(jīng)典范文《大自然的語言》《中國石拱橋》，出自我校校友竺可楨、茅以升先生之手時，無不震驚于老一代工科大師們的人文功底和語言修養(yǎng)�？梢哉f，民國時期的學界達人們之所以那么得出彩、出色，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具有融會貫通經(jīng)典的高超本領!謹再以一份毛澤東青年時期在湖南一師讀書時的部分書目為證：

　　中國書籍：“四書”、“五經(jīng)”、《御批通鑒輯覽》《韓昌黎全集》《昭明文選》《資治通鑒》《讀史方輿紀要》《楚辭》《漢賦》《史記》《漢書》、唐宋古文、宋明理學;

　　西方書籍：《原富》(亞當·斯密)《物種原始論》(達爾文)《天演論》(赫胥黎)《群己權界論》(約翰·穆勒》《民約論》(盧梭)《群學肄言》(斯賓塞)《法意》(孟德斯鳩)《倫理學原理》(泡爾生)。

　　由上述這份書單不難看出，青年毛澤東曾下功夫于經(jīng)典閱讀，其讀書熔中西文化經(jīng)典著作于一爐，凸顯出“融會貫通”的鮮明特點，堪為前輩學人求學治學的光輝寫照。

　　當然，為學既重知識積累，同時也講究“學養(yǎng)”，講究“學識”。學問不能僅僅局限于經(jīng)典閱讀。孟子提出：“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培根則說：“知識本身并沒有告訴人怎樣運用它，運用的智慧在于書本之外。”(《論讀書》)我以為，這其中存在一個“轉識成智”問題。轉識成智的基礎在于對經(jīng)典、對書本知識的日積月累，畢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欲收轉識成智之功效，則有賴于豐富的實踐和閱歷。打一個淺顯的比方，你問一位幼兒園小朋友“什么是愛情”，他一定會給出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道理很簡單，小朋友還沒有這方面的閱歷呢!經(jīng)典閱讀的“融會貫通”境界，同樣也要借助于經(jīng)驗世界、人生實踐中的自覺升華。

　　近年來，在《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看到兩篇長文�，F(xiàn)部分摘錄于此：

　　20xx年，課題組對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中央戲劇學院在校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問卷中關于母語能力的測試內(nèi)容主要涉及一些常用漢字的辨識、常用詞語的選擇，結果是：在319位被測試的大學生中，測試成績在70分以下的達68%，60分以下的占到30%。此外，課題組還對中國人民大學“大學漢語”課的部分學生作業(yè)進行了分析，并抽查“給導師的自薦信”作業(yè)74份，抽查結果是：49份作業(yè)存在行文格式問題，占總數(shù)的66.2%;64份作業(yè)存在表達語氣與自薦信要求不符的問題，占總數(shù)的86.5%;語法方面的問題就更為突出，74份作業(yè)都或多或少存在搭配不當或虛詞誤用等語法問題。(《光明日報》20xx年1月11日)

　　北京大學微電子學研究院教授張海霞手里的理工科大學生的文稿，寫通順了的沒有幾篇，她越看越生氣，“這語文都怎么學的?!”……張海霞教授是中國大學生物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大賽的發(fā)起人之一。20xx年1月中旬，她與編輯討論將20xx年中國大學生物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大賽的學生獲獎作品結集出版《奇思妙想的物聯(lián)網(wǎng)》(第二輯)。每組獲獎學生需詳細介紹自己的作品。她越看越覺得不解，“都不要說錯別字、用錯詞和標點符號了，通篇語言混亂、邏輯不清、前后矛盾、圖文不符、口語化……一篇4頁的文章，能夠寫通順的，占到全部稿件的1/3就不錯了!”最后，70%的作品被要求重寫。張海霞說，理工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也存在這樣的問題。幾天前，她的一個碩士生把實驗設備弄壞了，她讓這位研究生詳細記錄事故發(fā)生的經(jīng)過，結果，發(fā)來的2頁事故報告格式混亂、語言不通，讓她不忍卒讀。她甚至還因此斃掉過一篇博士論文，“也是像這樣的，我實在不能忍，100多頁，我每一頁都給他改了。” ……她憂心忡忡：“我們的孩子不僅不會用筆寫字，連用漢字寫文章、說話都成了問題，這難道不是我們的恥辱嗎?” (《中國青年報》20xx年2月1日)

　　顯然，這兩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強調語文教育的重要性。然而，我們可否跳出“就語文教育談語文教育”的命題，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即經(jīng)典閱讀的視域去反思和追問一下呢?當年那些飽讀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典籍的民國學人們，可曾需要為遣詞造句、語法修辭之類事情而苦悶不已，輾轉反側，才下眉頭，卻上心頭?事實上，重讀竺可楨學長的《大自然的語言》和茅以升學長的《中國石拱橋》，我們依然能強烈地感受到先賢文化功底的厚重和語言藝術的高妙。這種境界，正如南宋詩人陸游示子所論：“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于是，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中國圣賢素來“重道不重技”，也便不難理解華中科技大學老校長楊叔子院士“從1998年起，要求自己帶的博士生必須會背《老子》和《論語》，否則不接受其論文答辯”(亦引自《中國青年報》20xx年2月1日)這一非同尋常之舉了。原來，經(jīng)典閱讀，不僅僅是恪守圣哲賢人“安身立命”的價值取向，也不僅僅是賡續(xù)老一代學人“取法乎上”的治學心脈;即使從最實用的語言修養(yǎng)需要而論，也是必須的。

　　“道不遠人”(《論語》)!西南交通大學是一所有著百年歷史與榮光的偉大學校，“窺學術，貫西中”“基礎堅，事功崇”(校歌歌詞)，一部百年校史已經(jīng)積淀下如此不可磨滅的求學治學之道;毋寧說，當前學校大力倡導經(jīng)典閱讀和通識教育，就是對我們這所百年老校育人精魂的最好傳承，是人才培養(yǎng)中的大手筆和大方略。

　　故此，筆者不揣愚陋，略述淺見。“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詩經(jīng)》)，謹此就教于方家，亦為莘莘學子們提供一點兒菲薄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