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xiāng)野之戀的作文：鄉(xiāng)野遺跡

　　鄉(xiāng)野之戀的作文：鄉(xiāng)野遺跡

　　春天是最有號召力的。一場細雨，幾陣暖風，數(shù)個晴日，便將田野里沉睡的麥苗、油菜以及圩頭埂邊的小草統(tǒng)統(tǒng)喚醒，并緊緊催著它們一個勁的長個子了。

　　正是清明，我回鄉(xiāng)下老家掃墓祭祖。行走在濕潤松軟的田埂上，漫步于齊膝深的麥苗、半人高的油菜間，竟然發(fā)現(xiàn)了散落在田野間的遺跡。

　　土窯墩子

　　土窯墩子位于村子的大河西。它大半個身子的泥土早已被挖走或推平，只剩下這個高高隆起的土墩。偌大的窯墩上，油菜正綻放出金色的花朵。當年因取土建窯和制作磚坯而形成的幾處大塘，水質(zhì)渾濁，雜草枯黃;河岸邊的兩棵大楊樹腰身粗壯且彎曲，樹皮灰暗，裂痕交錯，顯得蒼老。也許，這兩棵老楊樹，見證了這座土窯的興衰。

　　七十年代后期，吃苦受窮多年的鄉(xiāng)民都渴望得到一條集體增收、改善生活的路子。大隊許支書看到鄰村一個個辦起了冒著青煙的土窯廠，心急如焚。那年冬天，他組織本村幾百個男女勞力，起早貪黑，肩挑擔土，只用了三個月的時間，便壘起了一座小山高的土窯。

　　窯廠的第一任廠長是劉阿龍。劉阿龍做過多年的生產(chǎn)隊長，做事踏實，精打細算。一塊青磚用現(xiàn)金買是六分錢一個，用麥草換是二斤八兩一個。不管多忙，無論多苦，劉阿龍當天收的錢，當晚就送繳到大隊會計手里，筆筆清楚，毫不含糊。劉阿龍帶著他的員工，一年能燒出十二窯上好的青磚，每年都會給大隊帶來三五千元的集體收入。那時，這可不是一筆小數(shù)字。

　　窯廠的第二任廠長是張大扣。張大扣是退伍軍人，也是許支書的舅老爺。許支書在大小隊干部會上說：“劉阿龍這幾年做窯廠廠長是很辛苦的。而辛苦的崗位應該讓年青的同志去鍛煉，我看張大扣比較合適……”憑借著劉阿龍留下的好底子，再加上有許支書這么一個硬靠山，張大扣順順當當、舒舒服服地做著窯廠的廠長。時間不長，張大扣的父母在莊上第一個豎起了兩層樓的房子。

　　有好處的地方總會讓人眼饞。在公社組織科工作的王科長一次回老家“檢查工作”，對許支書說：“我的叔伯兄弟王細寶做機工組長也有好多年了，你看是不是幫他換換‘口味’?”王科長在本大隊做過支書，是許支書的前任。王科長開了口，面子必須給。很快，張大扣被提拔為大隊民兵營長，王細寶接替張大扣做了窯廠的廠長。

　　王細寶玩心重，做了窯廠廠長后，他又成了個“大好人”，常陪大隊干部喝酒打牌，收人情草，賣人情磚，下雨時草堆無人遮，磚坯倒了無人理，燒出來的磚頭不少是“花臉磚”……三年時間，窯廠虧了一萬多元。好端端的窯廠被折騰得奄奄一息。

　　接手王細寶窯廠爛攤子的是李雙元。李雙元與大隊簽訂了窯廠承包合同。無論盈虧，李雙元每年硬上交大隊三千元。合同簽訂后，李雙元一家老小全部搬進了窯廠里住。李雙元負責收草、賣磚、記賬，兩個兒子負責管磚坯、燒窯火、挑窯水，妻子負責洗衣、做飯、管后勤。一時間，小窯的河邊又吊滿了前來送麥草和裝磚頭的船……只用了兩年工夫，這個窯廠便起死回生。

　　想不到的是，到了九五年，為了嚴格控制浪費耕地的現(xiàn)象，各地紛紛強制平毀小土窯。這座小土窯也未能幸免，在很短的時間內(nèi)就被夷為平地，立時云消煙滅。李雙元一家含淚忍痛去往上海郊區(qū)創(chuàng)業(yè)……

　　欣慰的是，因為曾在窯廠嘗過千辛萬苦，有過經(jīng)營窯廠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經(jīng)過多年打拼，李雙元的兩個兒子現(xiàn)在上海郊區(qū)都成了企業(yè)老板，一個經(jīng)營免燒磚廠，一個經(jīng)營鋼結(jié)構(gòu)材料有限公司，規(guī)模都不小。

　　牛屋墻腳

　　路過莊后的一塊田地，我看到了隱藏在密密油菜間牛屋舍子的斷墻殘堆。斷墻，是碎磚壘就的尺把高的墻基，泥土中，或隱或現(xiàn);殘堆，當年砌墻用的一塊塊土墼倒塌后，歲月的風雨將它們打蝕得如同小土墳一般。

　　這里，曾經(jīng)是第三生產(chǎn)隊的打谷場。

　　當年的打谷場上，除了有供存放口糧的倉庫外，還有三間土墻草蓋的牛屋舍子——那是用牛工朱大伯一家六口，還有一頭老牛居住的地方。

　　朱大伯五十多歲，他身材高大，但略微駝背，又粗又大的皺紋簇擁在他紫銅色的臉上。印象中，朱大伯從來沒有微笑過，整天緊鎖著雙眉，讓人一看見他，就會覺得他的生活是多么沉重，他是多么的苦惱。

　　他的老伴朱奶奶是天生的盲人，平時在家只能摸索著、小心地做一點淘米和洗菜的家務活;他們育有四個兒子，最大的只有十七歲，最小的才十一歲。在那個憑力氣下田干活、靠掙工分養(yǎng)家糊口的年代，朱大伯一家誰也不是一個周周正正的大勞力!力不從心的他，為了拿到生產(chǎn)隊里養(yǎng)牛的三千個固定工分，他認領(lǐng)了生產(chǎn)隊里那條大水牛。白天，他吆著水牛去田里吃草、耕田;晚上，則將水牛趕進這個牛屋舍子。一家六口，連同這頭大水牛，就一同擠進這三間通透的茅草屋里。

　　為了再掙一點額外的工分，每年冬天，朱大伯還為村莊巡邏打更。寒冬臘月的夜晚，無論是北風呼嘯，還是雪花紛飛，朱大伯總是裹著件破舊的大棉襖，一晚不間斷地從田里跑到莊上，拎著馬燈，逐街逐巷，從莊東跑到莊西，從村南轉(zhuǎn)到村北，邊敲小鑼邊沙啞著嗓子提醒各戶：“火燭當心羅”、“平安無事羅”……深更半夜，一覺醒來，被窩中的我們常常聽到朱大伯那“咚咚咚”的腳步聲和“當當當”的打鑼聲。

　　然而，有一天深夜，朱大伯打完第三更，并沒有回到那個牛屋舍子里。夜色中，他慢慢來到村口的楝樹下，解開束在自己棉襖間的麻繩，先將麻繩系在楝樹杈上，然后，也將自己吊了上去……

　　“四個小伙都大了，一個個到哪兒娶婆娘啊?又哪來的錢砌房子呢……朱老頭子肯定覺得活了沒意思，才尋死的……”望著躺在牛屋舍子里用白布蓋著的朱大伯的身子，望著已經(jīng)哭干了眼淚、癱在地上默不作聲的朱老太太，村里人都這么下結(jié)論……

　　誰也沒有料到，進了八〇年之后，朱大伯的四個兒子都有了出息。先是大兒子參軍入伍，后是二兒子被招進鎮(zhèn)里的事業(yè)單位，三兒子、四兒子也陸續(xù)去往無錫學理發(fā)、學摩托車修理。四個兒子憑借自己的勤奮和刻苦，早已成家立業(yè)、生兒育女了。那年過九旬、雙目失明的朱老奶奶，現(xiàn)在仍然健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