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苦難輝煌》有感

　　讀了金一南所著的《苦難輝煌》一書，讓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有了更多、更新的了解。一些從前不知道或知道但不一樣的歷史，在這次學習中得到了充實和重新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是一部經歷苦難的歷史，也是一部展現輝煌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道路上，在自身成長壯大的過程中，將信仰、意志和智慧運用到了極致，發(fā)揮了神奇的力量，拯救了中華民族，不愧是中國革命事業(yè)的領導核心，受人敬仰。

　　下面的文字描述，是通過學習《苦難輝煌》一書得到的新發(fā)現，是對以前的知識的更新，僅摘錄幾段，就可以說明中國共產黨當時面臨的嚴峻歷史時刻：

　　孫夫人宋慶齡問孫中山，為何需要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孫中山回答說：“國民黨正在墮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鮮血液”。

　　孫中山要新鮮血液救活國民黨，但不是要新鮮血液取代國民黨。篤信三民主義、篤信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孫中山，不想看到國民黨外又出現一只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與國民黨分庭抗禮。

　　孫中山允許共產黨人成為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中央部長，卻不允許他們成為國民黨的檢查委員。他想通過中央監(jiān)委執(zhí)行紀律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10名監(jiān)察委員會全部由國民黨員擔任的精心安排。

　　從實質上看，國民黨的聯共政策是聯俄政策不得已的產物。孫中山希望隨著時間的流逝，把為數不多的共產黨員逐漸消化在國民黨內。

　　孫中山對與共產黨人的破裂并非毫無準備。他認為只有置共產黨人于國民黨領導之下，才可能防止其制造階級斗爭。

　　“若共產黨而有紛亂我黨之陰謀，則只有斷然絕其提攜，而一掃之于國民黨以外而已”。此段話，如不注言者姓名，你敢相信這是孫中山說的嗎？

　　國民黨的這些底數，當時連共產黨人的領袖陳獨秀都一無所知。

　　陳獨秀加入國民黨后，便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在《向導》報上批評孫中山與奉系、皖系軍閥建立反直系軍閥的“三角聯盟”，認為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農革命的道路上來。孫中山對陳獨秀的批評十分惱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對他的服從，不能容納他們的所謂意見。他幾次對馬林說：“共產黨人既加入國民黨，便該服從黨紀，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若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若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陳獨秀深感意外。1924年7月14日，他給維經斯基寫信說：“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只應當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制造）反對派”。

　　陳獨秀的這些話當時看偏激，后來看尖銳，今天看深刻。偉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產主義者。孫中山最終目標是三民主義的中國，不是社會主義的中國、共產主義的中國。今天我們很多作品把這位國民黨總理描寫成幾乎是共產黨的一員，實在是對歷史的曲解。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回過頭去看20世紀20年代中國的大革命實踐，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的決策基本是正確的。說它正確，因為正是這一決策種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種子。而在正確前要加“基本”二字，因為它僅僅簡單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面貌為代價”、“毫無疑問，領導權應當歸于工人階級的政黨”，卻沒有任何具體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實際上是不相信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和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敗的種子。

　　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報告蔣介石在上海發(fā)動政變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個反應，是立即回電詢問蔣介石身邊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是否屬實”？是否可以“對蔣介石作出某些讓步以保持統(tǒng)一和不讓他完全倒向帝國主義一邊”？

　　事到臨頭，要求共產黨人立即擁有一支強大的武裝與國民黨對抗，為時已晚矣。

　　斯大林忘記了，當最初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裝的時候，他是如何不以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給了國民黨。

　　1926年“三二〇”中山艦事件后，陳獨秀曾經產生“準備獨立的軍事勢力與蔣介石對抗”的想法。當時正好有一批蘇聯軍火到達廣州，陳獨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廣州和國際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給蔣介石、李濟森的這批軍火勻出5000支槍武裝廣東農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蘇聯顧問鮑羅廷不同意，認為中共應將所有力量用于擁護蔣介石，鞏固北伐計劃。

　　被毛澤東稱為“五四運動時期總司令”的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固然有他的錯誤，但面對共產國際作出的一個又一個決議，有時明知不可為，也要放棄個人主張而為之，大革命失敗后他還必須承擔全部責任，這就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了。

　　下臺后個人反省期間，陳獨秀經常念叨的一句話就是：“中國革命應該由中國人自己來領導”。

　　共產國際和聯共指導中國革命，出發(fā)點和歸宿點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為核心，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安定安全。

　　即使是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北伐革命的有力發(fā)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要求。后來的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畫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zhàn)爭”，“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置蘇聯自身安危于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產國際和聯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李立三的設想完全脫離實際，給中國革命也帶來了嚴重損失。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干預：停發(fā)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

　　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正反兩方面的經驗都證明：一個政黨、一個社團獨立與否，并不在其領導人的主觀意念如何，而在是否具備客觀條件。中國共產黨人要想改變這種對共產國際的依存關系，不僅有賴于政治上、軍事上斗爭經驗的日益成熟，更有賴于經濟上找到立足之地。后一條更為關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最終給中國革命開辟獨立發(fā)展道路的，是毛澤東。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

　　第一個上山搞起工農武裝割據、在井岡山游刃有余的毛澤東，用武器的批判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了最有力的批判的武器，也為世界革命開創(chuàng)了一條“毛澤東道路”。僅此一點，功在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