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莊辛連用生動的比喻，從蜻蜒到黃雀，從黃雀到天鵝，都“自以為無患，無與人爭”，可以悠游自樂，結(jié)果遭到意外的襲擊，終于喪生。又從鳥雀推到人事，舉出蔡圣侯因逸樂亡國，指出楚襄王遭禍逃亡的原因。由物及人，由小到大，由遠(yuǎn)及近，層層深入，使人驚心動魄，不能不讓楚襄王吃驚而發(fā)抖。
《戰(zhàn)國策》中有不少篇章在談?wù)撝卮蟮恼螁栴}和嚴(yán)肅的人生道理時，往往用這種生動活潑的寓言或比喻，不僅增強了說服力，也給人以強烈的藝術(shù)感染。如“門庭若市”（《齊策一·第十二章》）、“畫蛇添足”（《齊策二·第四章》）、“狡兔三窟”（《齊策四·第一章》）、“跖犬吠堯”（《齊策六·第五章》），“狐假虎威”（《楚策一·第三章》）、“米珠薪桂”（《楚策三·第二章》）、“亡羊補牢”（《楚策四·第四章》）、“驚弓之鳥”（《楚策四·第十章》）、“南轅北轍”（魏策四第十八章）、“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燕策二·第十二章》）等等，都已成了人們口頭上常用的成語。
四
戰(zhàn)國末期，流傳著一些記錄縱橫家事跡的書，有的叫國策，有的叫國事，有的叫短長，有的叫事語，有的叫長書，有的叫修書。這些書一直流傳到西漢。西漢司馬遷（前145年－前93年？）著《史記》時，曾采錄了這些書的一些內(nèi)容。漢成帝時，光祿大夫劉向（前77年－前6年）校書時，把這些書進(jìn)行了編輯，去其重復(fù)，校其脫誤，共得三十三篇。劉向以為這些書的內(nèi)容都是“戰(zhàn)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立策謀”（《戰(zhàn)國策》序錄），所以定名為《戰(zhàn)國策》。所記“繼春秋以后，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币試鴦e分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wèi)、中山十二國策，“共三十三篇”。后漢班固（32年－92年）《漢書·藝文志》著錄“《戰(zhàn)國策》三十三篇�！焙鬂h高誘（147年－225年時人）為之注。
隋書經(jīng)籍志（公元655年成書）著錄“《戰(zhàn)國策》三十二卷，劉向錄。《戰(zhàn)國策》二十一卷，高誘撰注�！碧茣�(jīng)籍志著錄“《戰(zhàn)國策》三十二卷，劉向撰，《戰(zhàn)國策》三十二卷高誘注�！碧茣囄闹就�。
文獻(xiàn)通考引《崇文總目》（1034年－1037年成書）曰：“《戰(zhàn)國策》篇卷亡闕，第二至第十、第三十一至第三十三闕。又有后漢高誘注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第二十，止存八卷。”
宋代曾鞏（1019年－1083年）“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謬誤，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戰(zhàn)國策》三十三篇復(fù)完�！薄案哒T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戰(zhàn)國策》曾子固序）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八年（1086年－1093年），孫元忠“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到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進(jìn)行�？��！昂笥钟弥T本及集賢院新本校，遂為定本�！保▽O元忠書閣本《戰(zhàn)國策》后）
宋高宗紹興十六年（公元1146年）姚宏校定《戰(zhàn)國策》云：“隋經(jīng)籍志‘《戰(zhàn)國策》三十四卷，劉向錄；高誘注止二十一卷�！短扑囄闹尽穭⑾蛩浺殃I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卷。今世所傳三十三卷�！冻缥目偰俊犯哒T注八篇，今十篇：第一、第五闕，前八篇，后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薄坝噍椭T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千余條（按：《戰(zhàn)國策》校注十卷紀(jì)昀家藏本提要：“劑向、曾鞏所校三十篇四百八十六首�！薄稘h書·藝文志》王先謙補注引朱一新曰“今高誘姚宏注本雖分三十三卷，實已缺一篇，蓋后人分析以求合三十三篇之?dāng)?shù)也。”）太史公所采九十余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姚宏題）（按.姚宏據(jù)曾鞏校定本、孫樸校本、錢藻校本、劉敞校本、集賢院本、無姓名者，又以《春秋后語》參校補注）
宋高宗紹興十七年（公元1147年）鮑彪引“《淮南子》、《后漢志》、《說文》、《集韻》、《史記·裴注》”以注《戰(zhàn)國策》（吳師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