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則是“選擇性的包含”及“誤訊”。以這次飛彈攻擊所引發(fā)的大陸學生示威抗議為例，美國媒體在畫面及文字上，即不斷強調(diào)這是大陸官方都鼓動的示威。這實在是非常奇怪，而且奇怪到很變態(tài)的一種心態(tài)。將別人的大使館炸掉，居然還不準抗議，抗議者一定是官方發(fā)動的群眾。
這種心態(tài)的卑鄙與惡質(zhì)，乃是在于非法化示威活動以逃避自己的責任。美國媒體在報道示威抗議時，并將使館人員因此而造成的不便與不安，夸大處理，示威活動儼然變成了很具威脅性的事情。將自己炸別人寫得輕淡幾筆，卻將不相干的事情寫得嚴重無比，因果倒置，胡扯耍賴，其邪惡由此可見。
而這就是美國媒體的“論述模式”，當代美國語言學大師杭士基曾先后以《加工制造同意》、《必要的幻象：民主社會的思想控制》、《改變潮流》、《恐怖主義文化》等四本討論美國媒體之著作，闡釋美國媒體早已成為美國國家恐怖主義的宣傳機器。
而其終極目的，則在于“說服公眾，使人民了解敵人的邪惡，并設定干涉、顛覆、支持其國家恐怖主義的舞臺，進而達到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和武力沖突之目的，并使這一切都有高貴的理由。”
如果由近代美國媒體史的發(fā)展以觀，60年代及70年代初之前是個階段，當時的媒體可以說乃是一個單獨的公正勢力，它和“軍—產(chǎn)復合體”的統(tǒng)治階級并無太大的利益掛¤，因而遂能以中立的態(tài)度看待不正義的越戰(zhàn)，并對越戰(zhàn)進行批評。
反戰(zhàn)運動和媒體的角色，使得越戰(zhàn)終究無法取得正當性，而這也是美國在越南戰(zhàn)場失敗的主因。
不過，值得注意的，乃是越戰(zhàn)尾聲，代表了美國統(tǒng)治階級的“三邊委員會”曾特別就越戰(zhàn)引起的統(tǒng)治危機進行研究，研究題目乃是《民主體制的可統(tǒng)治性》報告結(jié)論中指出，“媒體已成為國家權(quán)力的明顯資源”，媒體的無法掌握，“內(nèi)則使得民主過度，使政府威信掃地；外則使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衰退”或許正基于這樣的覺悟，美國遂于1970年代中后期進行了一次大規(guī)模的媒體股權(quán)交換。
普利茲獎得主巴迪姜在《媒體壟斷》這部著作里，即對這種“軍－產(chǎn)－媒體”聯(lián)合的新結(jié)構(gòu)做了詳盡的分析。從此以后，美國“自由媒體”的時代宣告結(jié)束，媒體與統(tǒng)治集團掛¤，并成為國家恐怖主義的宣傳機器的新時代開始來到。
1960年到70年代初，媒體敢于揭露軍特部門秘件，敢于抨擊侵略活動之勇氣，開始被一種新的“共識”及“政治正確”所收編。
杭士基教授在前述四本討論到媒體控制的著作中，曾對80年代后，美國的媒體宣傳及控制有過詳細的討論及分析。
例如，媒體會自動地設定出誰是“有價值的受害人”，或誰是“無價值的受害人”。當它要丑化某個國家時，就會從該國找出“有價值的受害人”。但若是美國的朋友，或?qū)γ绹月犛嫃牡挠箤賴�，縱使再多人受害，媒體也將無動于衷，因為他們是“無價值的受害人”。
就以眼前的事情為例，庫特族分布于中東各國，在伊拉克所受待遇最佳，在土耳其則所受待遇最慘，但因土耳其為美國之庸屬國，縱使再多庫特族被殺，也都只是“無價值的受害人”；伊拉克對庫特族最好，但因它的反美，遂使得美國不斷慫恿庫特族反叛并使之成為“有價值的受害人”不久前，美國甚至協(xié)助土耳其至外國綁架庫特族領袖，但美國媒體卻對這樣的行為無所置評。
美國媒體的墮落由此可見。易言之，這等于他們在決定什么人的死亡與受害是有價值的或無價值的。塞爾維亞人及伊拉克人的死亡當然沒有價值。
例如，美國媒體已愈來愈習慣于報道新聞時，將什么話題“排除在外”及“包括進來”。
就以稍早前的波灣戰(zhàn)爭為例，美軍有一個工兵旅即用挖土機挖出壕溝，而后將伊拉克傷兵用推土機推進壕溝活埋，主流媒體居然視為理所當然地不予報道；對美軍轟炸造成伊拉克平民至少25萬人死亡也無動于衷。
有關(guān)近年來的南斯拉夫動亂，美國為了肢解南斯拉夫，媒體也一面倒地丑化塞爾維亞人，對克羅埃西亞、波士尼亞，以及科索沃阿爾巴尼亞裔對塞爾維亞人的屠殺不予報道。
※本文作者：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