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時事的演講稿

　　很明顯，醉酒駕車并不是哪個階層的原罪，不是專屬哪個群體的罪惡標簽，而是一種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惡，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開車，人人醉酒開車都會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駕車只是一種醉酒者對法律的侵犯，對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駕車者與社會的矛盾，而不是富人與窮人的矛盾。公眾的敵人是肆意踐踏法律的醉酒駕車者，而不是富人，只不過有時碰巧是一個富二代而已。

　　確實，改革轉型期的中國，貧富差距拉大是一個現(xiàn)實，貧富對立導致的許多問題也客觀存在。但負責任的媒體應報道真相，以客觀的輿論監(jiān)督消弭這種斷裂，理性地引導公眾情緒，而不是利用這種情緒進行炒作，惟恐對富人的仇視情緒還不夠，為這種情緒推波助瀾火上澆油。評論者更要有一顆仁心，更要把尊重規(guī)則置于首位，獨立、客觀、理性地進行判斷，而不是被怒氣沖沖、情緒化的輿論所引導，迎合那種非理性的情緒。貧富差距的問題需要我們共同去解決，而不是人為地渲染。

　　最后回到保時捷撞死人事件上來，需要輿論聚焦的是如何以嚴刑峻法遏制頻發(fā)的酒后駕車，嚴懲那些踐踏規(guī)則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哄。這是公眾與醉駕者的對立，而不是窮人與富人的對立。渲染那種與事件無關的情緒，只會轉移對真問題的關注。

　　假如火車丟鑰匙事件發(fā)生在烏魯木齊 盛大林 3日，載有526名乘客的d175次列車準備從天津站出發(fā)時，司乘人員發(fā)現(xiàn)鑰匙丟失了。這列動車是剛從沈陽開到天津的，需要調頭再開回沈陽，但在交接班后司機發(fā)現(xiàn)鑰匙不見了。列車通過廣播動員車上乘客幫忙尋找，司乘人員也拿著手電筒逐個車廂搜尋，但都一無所獲。在滿車尋找鑰匙無果的情況下，只好通過京津城際從北京調來了備用鑰匙，列車在晚點了2個小時后才重新啟動。（據(jù)8月4日《今晚報》） 剛剛交接完畢，鑰匙不翼而飛，竟然讓數(shù)百名乘客幫忙，最終不得不從北京送來備用鑰匙。想想當時那全員行動、地毯式搜尋鑰匙的場面，真讓人哭笑不得。慶幸的是，天津與北京遲尺之遙，鑰匙很快就送過來了——這不禁讓人聯(lián)想：要是“火車丟鑰匙”發(fā)生在距京數(shù)千里之外的烏魯木齊，如何是好呢？ 這是鐵路上近一個多月時間發(fā)生的至少第四起事故了。7月29日，一列火車在焦柳線上脫軌，造成5死50傷；7月27日，一列火車在蘭新線烏鞘嶺隧道內起火，1700多名乘員徒步摸黑逃生；6月29日，兩列火車在湖南郴州站相撞，造成3死63傷。如果把去年4月發(fā)生在膠濟鐵路上的列車相接事件，鐵路上的安全事故更加觸目驚心。 也許有人認為，不能把“火車丟鑰匙”與上述幾起事故相提并論，因為那幾起都導致了人員死傷等非常嚴重的后果，而丟鑰匙只是讓火車晚點了兩個小時而已。單從后果來看，情況確實如此；但就起因而論，卻是禍出一源。膠濟線的相撞主要是超速引起的，郴州站的相撞是“人為疏忽”引起的，焦柳線“山體滑坡掩埋鐵路”導致脫軌的深層原因還是相關的應急機制不健全，而蘭新線起火事件至今無調查結果本身就能反應出一些問題……說到底，這些事故的發(fā)生都與“管理混亂”存在一定的關系——而交接中丟鑰匙不也是“管理混亂”的表現(xiàn)嗎？ 每一次事故發(fā)生后，鐵道部門都表示，要查擺原因、總結教訓、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fā)生。然而，人們看到的事實是，安全事故不斷沒有減少，甚至有不斷增多的趨勢；與此同時，以前因重大事故而被免職的干部紛紛易地“復出”甚至得到提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在因再次超速而被免職的原濟南鐵路局局長耿志修出任鐵道部安全總監(jiān)之后，鐵路上的事故發(fā)生得更頻繁了，真不知道他這個“安全總監(jiān)”是怎么做的，更不知道鐵道部為什么讓他這個因安全事故而掛冠的人當“安全總監(jiān)”。 “火車丟鑰匙”雖然只是小事故，但也反應出了大問題。鐵道部門應該像對待那幾起重大事故一樣對待它，并以這些事故為教訓，狠抓內部管理，增強安全意識，從而避免類似事故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