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的產生與發(fā)展

　　我國現(xiàn)存最早的公文是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卜辭。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公文的產生與發(fā)展，歡迎閱讀。

一、公文的產生

　　迄今我們所知道的最早的文章，就是公文。

　　從1898年起，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安陽小屯殷墟遺址等地陸續(xù)出土大量刻有文字的甲骨，到目前為止，數(shù)量已逾十萬片。這就是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jù)重要地位的“甲骨文”。“甲”是指龜甲，“骨”是牛骨或鹿骨，甲骨文就是刻在龜甲或獸骨上的文字，又叫甲骨刻辭。甲骨文是商代王室進行占卜時所作的簡短記錄，短的僅數(shù)字，長的也不過百余字，是我國最早出現(xiàn)的原始性的文章。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認為，文字起源于勞動，文章和文學也是起源于勞動。從我們掌握的資料看，具有實用價值的文章和具有審美價值的文學相比，實用文的誕生明顯早于文學。實用文的誕生至少有這樣兩個原因：一是在漫長的生產勞動過程中，人的思維逐漸得以發(fā)展，人與人之間的交際也逐漸增多，于是人們便創(chuàng)造出一些符號以便進行交流，這些符號就是早期的文字。而文字的誕生為文章的產生打下了基礎。二是人類的集體勞作需要協(xié)調、組織、指揮，而這一切缺少人類思維的固化物——文章，是很難實現(xiàn)的，這樣就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推動力，使應用文的產生成為一種必然。

　　據(jù)學者考證，甲骨文主要是用來占卜的。當時生產力低下，人們對大自然不可能有科學的認識，總認為冥冥之中有凌架于萬物之上的神，是他們主宰著事物的發(fā)生發(fā)展 、生死存亡。于是，遇事總要用占卜的方式來預測一下吉兇禍福，由身兼史官和巫師雙重身份的人在甲骨上用刻辭予以記載。就已發(fā)現(xiàn)的這些甲骨文來說，其內容涉及世系、氣候、食貨、征伐、畋獵等多方面。甲骨文是埋在地下的殷代王室的檔案，用現(xiàn)在的眼光看，大部分都是公務文書。

　　商周時代盛行在青銅器上鑄刻文字，這就是我們常與甲骨文并稱的“鐘鼎文”。鐘鼎文有的用來記載統(tǒng)治者的制度法令，有的記載統(tǒng)治者的文德武功，還有的記載貴族之間的商務活動，多數(shù)屬于公文的范疇。不過，其中也有一些屬于私人之間用于物質交換的契約，雖還是應用文，已不能歸入公文范疇了。

　　我國最早的文章總集《尚書》，所收錄的文章多數(shù)也是公文。《尚書》中的文章，分為六種體式：典、謨、訓、誥、誓、命。其中，“典”用于記述典章制度，“謨”是議政的策論，“訓”是進行教誨開導的論說文，“誥”是進行訓誡的文告，“誓”是軍隊出征的誓詞，“ 命”是君主的命令和詔書。這些文體，跟現(xiàn)代的命令、決定、決議、指示、布告、公告、通告、通報、報告等，都有一些近似之處。

　　從以上介紹可見，在文字的草創(chuàng)時期，公文就已經產生了。在所有的文體中，公文可以算是最古老的。《周易·系辭》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

二、公文的發(fā)展

　　到了秦代，公文從文類到體式都得以充分的發(fā)展。秦始皇在李斯的輔佐下，建立了第一代中央集權制的國家政權。為了達到長治久安的目的，他們統(tǒng)一了文字和度量衡，實行車同軌、書同文的措施。李斯等人為了提高公文的辦事效率和可靠程度，還制定了現(xiàn)在仍在沿用的“ 抬頭”、“用印”等制度，這標志著公文在當時已經相當成熟。

　　漢代的公文體式主要有書、議、策、論、疏、詔、制、敕、章、奏、表等等，其中，皇帝對臣下使用的文體主要是詔、制、策、敕，臣下對皇上則主要用章、奏、表、議等，已有了大致固定的下行文和上行文的區(qū)分。同時，在表達上和結構上，也有了一些相對固定的格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公文還產生了一些流傳后世的名篇，如賈誼的《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晁錯的《論貴粟疏》，司馬相如的《上書諫獵》等。

　　漢以后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公文無論從寫作實踐上還是從理論上看，都有明顯的發(fā)展進步。主要代表人物首推曹操、曹丕父子。曹操親自動手寫過不少公文，代表作有《讓縣自明本志令》、《求賢令》、《求逸才令》、《慎行令》、《修學令》、《請增封荀?表》等。曹丕則不僅親自撰寫公文，還推出了有關公文寫作的理論專著《典論·論文》。他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應該主要是指公文而言。他還把文章體式分為“四科八體”，并指出它們各自的特點：“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其中的奏、議、書 、論、銘、誄都是應用文，多數(shù)都可作為公文體式。只有后兩種是文學作品的體裁。

　　唐宋時代更是中國古代公文走向成熟的時期。由于這個時期出現(xiàn)了中國文化史上著名的“唐宋散文八大家”，涌現(xiàn)的名篇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魏徵的《諫太宗十思疏》、《十漸不克終疏》，陸贄的《奉天請罷瓊林二庫狀》、《論兩稅之弊須有厘革》，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等，都是膾炙人口的佳作。出于八大家之手的名篇則更多：韓愈的《論佛骨表》、柳宗元的《上樞密韓太尉書》、歐陽修的《朋黨論》、《與高司諫書》，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蘇軾的《為政之寬嚴》、《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札子》等，不勝枚舉。

　　元明清時期，在應用文研究方面漸趨深入，明代吳納的《文章辨體》，徐師曾的《文體明辨》，清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劉熙載的《藝概·文概》等，都是影響廣泛的文章學專著，其中對公文的各種體式論之甚詳。

　　辛亥革命以后，南京臨時政府于1912年頒布了第一個現(xiàn)代公文程式條例。中國共產黨成立后，也很快有了自己的公文體式，瞿秋白還于1931年起草了《文件處理辦法》。1942年，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發(fā)布了《新公文程式》。建國后，政務院于1951年就發(fā)布了《公文處理暫行辦法》，以后多次修改，一直發(fā)展到目前所用的《國家行政機關公文處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