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江地處江漢平原腹地，筑窯取土，燒磚建房，是一件歷史悠久，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現(xiàn)象。筆者試圖從極少見的珍貴文字磚資料中，尋覓那些歷史的印痕。
制造文字磚，需先將文字刻在磚模上，然后壓泥制坯燒制而成。一般的民間磚塊文字都是按窯主的意思制作的窯場名稱，字數(shù)少，沒有太多實際內容。而有一些根據(jù)官方要求訂制的磚塊，出于方便區(qū)分或政治文化等需要，不僅有制作年月字跡，甚至還壓印有監(jiān)制官吏、制作匠人和負擔磚塊任務的戶主姓名。
湖北省荊州市荊州區(qū)文聯(lián)主席張世春先生編著的《荊州城文字磚》（1999年7月武漢出版社出版），在《荊州城文字磚拓片》一章中，精選宋代和明清時期荊州城墻有磚刻文字的磚件拓片121幅，每幅配以釋文。書中關于明洪武十三年潛江制造的的荊州城文字磚拓片有三幅，是現(xiàn)存洪武年文字磚中年代最早的磚之一。其中字體保存最完好的第七十三幅的磚文為“荊州府潛江縣提調官知縣劉浩司吏蔡銘監(jiān)造人王興禮張興作匠魯四小甲余文彬人夫余文彬洪武十三年月”，原件高380毫米，寬90毫米。字體為陽刻楷書（凸顯于磚面）。洪武十三年即公元1380年。明初，朱元璋采取謀士朱升“高筑墻”的建議,對不少軍事重鎮(zhèn)新修城墻并加高加長加固，荊州城也在其列。文字磚并不是為了讓那些基層官吏和工匠百姓名垂千古，而是當時一種先進的、層層負責的生產崗位責任制的記錄。因為當年造燒磚的任務分到了各個縣，所以為了確保質量，避免粗制濫造，而有嚴格的檢驗制度。各個縣都要把自己的縣名刻到自己造的磚上，城墻磚上的銘文記錄了從監(jiān)造的總負責人甚至到一般工匠的姓名及職位，可以看出明代對制造行業(yè)的管理十分嚴格，出了質量問題可追究到府、縣直至個人�！靶〖子辔谋颉奔仁青l(xiāng)村城磚生產直接組織者，又是城磚任務被攤派者。這種按人按戶攤派的形式，并加上嚴格的檢驗制度，滿足了朱元璋當年為了“高筑墻”而用磚量大，燒制時間長的需要。在客觀上為研究明代的攤派制度、磚瓦技術以及地方經濟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這些文字磚都是青色，要把磚坯從土色燒成紅色再燒成青色，是要具備相當技術的�，F(xiàn)在，我們只能透過歷史，遙想當年磚窯燒磚的場景：窯工把做好的磚塊土坯置入磚窯后，開始封閉燒制，窯內的溫度高達800攝氏度，燒窯的周期大約4至5天，燒窯的過程中還要逐個堵住不同方向的煙道，封住窯頂和側門，一垛垛的柴草排成陣式。柴草一捆捆扔進去，火光映紅窯壁，映紅柴垛，也映紅窯工們的臉龐，直至每個煙道的頂部呈現(xiàn)出紅色。最后，到了火候，淋水淬火，窯工從窯垴擺的幾口大水缸向窯頂淋水，使?jié)M窯的磚從紅色變成青色。遠望磚窯，云蒸霞蔚，就像老君的八卦爐升火煉丹。從規(guī)格來看，明王朝制城墻磚有統(tǒng)一的尺寸，基本規(guī)格是長400毫米、寬200毫米、厚100毫米。實物標本所顯示的略大或略小于上述規(guī)格，是屬于施工中的合理誤差。從潛江文字磚銘文的技法來看，屬于模壓印，字體為楷書、陽文，字數(shù)較多，不同于一些地方所貢城墻磚上信手刻劃的行書、草體、陰文，及字數(shù)較少的銘文。就體例看，不僅和其他地方所貢磚一樣均標明所屬府、縣，且不同于一些銘文簡略僅為“府縣”的貢磚，而是連官員、匠人都一一詳細開列。實物證明，凡是土質較好、城磚優(yōu)于其他府縣者，其銘文多冗長而繁瑣。潛江窯的磚是燒造得質量較好的磚，這從銘文上可以體現(xiàn)出來。以上可見明代初期潛江即有官府指定磚窯燒制的歷史，其燒制的產品當時為荊州城供應過磚材。目前所發(fā)現(xiàn)荊州城關于潛江的文字磚資料，對考據(jù)荊州城墻的形成以及潛江古代制磚工藝很有史料價值。填補了明代潛江磚窯歷史資料的空白。
如果說潛江制造的明初荊州城文字磚蘊涵著潛江先民的勤勞與智慧，另一塊近現(xiàn)代文字磚則見證著一段民族的災難與屈辱。由潛江市教育局編寫、2003年1月中華工商聯(lián)合出版社出版的《江漢明珠——潛江》一書的“抗日烽火”一節(jié)，在論述“日本的殖民統(tǒng)治與法西斯暴行”時，附有一張文字磚照片。磚上的文字是“奧村輿昭和十八年”，字體為陰刻（凹顯于磚面）。奧村輿即當年駐潛江日軍頭目。昭和十八年即一九四三年，是抗戰(zhàn)結束前兩年。這塊文字磚使人聯(lián)想到刺刀脅迫下的窯工們，頂著窯門的熱浪，冒著火焰的焦灼，在屈辱中沉重地勞作。侵略者企圖構筑的“鐵圍”，在中華民族的八年抗戰(zhàn)中土崩瓦解了，而這塊文字磚，以它凝聚的那段歷史，依舊給熱愛和平的人們以警示……
※本文作者：江漢芝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