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乃倫理之母——布羅斯基演講稿

　　對于一個相當私人化的人而言，對于一個偏愛自己的私事超過任何社會重要角

　　色的人而言，對于一個在這種偏愛方面走得相當遠——至少遠離祖國的人而言，對

　　于一個寧做民主國家中徹底失敗者也不當暴政下烈士的人而言，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站在

　　這個講臺上，這是多少有些令人尷尬不安的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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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藝術(shù)傳授什么（首先對藝術(shù)家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藝術(shù)，作為

　　私人事業(yè)最古老、最具字面意義的形式，在一個人心中，有意無意地培育一種獨特

　　性、個人性、分離性的意識，使他從一個社會動物，轉(zhuǎn)變?yōu)楠毩⒆灾鞯摹拔摇�。�?

　　多事物可以分享，一張床、一片面包、一些信任、一個情婦，但決非一首詩，例如

　　萊勒·瑪莉亞·理爾克的詩。一件藝術(shù)品，尤其文學作品，特別一首詩，是向一人

　　私語，將其帶入直接交談，沒有任何中介。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藝術(shù)就一般而言，尤其是文學，特別是詩歌，并非完全得

　　寵于爭取大善的斗士、教化群眾的導師、揭示歷史必然的預言家。在藝術(shù)涉足之處

　　，在朗誦詩歌的地方，他們發(fā)現(xiàn)：漠不關心和多重聲調(diào)，代替了事先應許和全無異

　　議；疏忽大意和吹毛求疵，代替了行動決心。換句話說，在那些小零的位置上，在

　　那些大善斗士和群眾統(tǒng)領們傾向運作的地方，藝術(shù)引出了一串“句號、句號、逗號

　　，以及一個負號”，使每個零都變成一張小小的有人性的盡管并非總是漂亮的臉。

　　偉大的巴拉亭斯基談到他的繆斯，將她的特征歸結(jié)為擁有一張“超凡脫俗的面

　　孔”。

　　正是在取得這“超凡脫俗的面孔”上，顯示了人的存在意義，因為我們正如這

　　張面孔一樣，在遺傳上愿意并且能夠超凡脫俗。一個人，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其

　　首要任務就在于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外來的強制或規(guī)范，不管其外表可能有多么

　　高貴。

　　因為我們每個人只有一次人生，我們完全明白它將如何終結(jié)。把這個機會浪費

　　在他人外表、他人經(jīng)驗上，浪費在同義反復上，那將是令人遺憾的；而更令人遺憾

　　的還在于，歷史必然的預言家說服一個人，使他可能愿意贊同這種同義反復，但既

　　不會隨他去墳墓，也不會向他致謝意。

　　語言，大概也可以說文學，比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都更古老、更必然、更持久

　　。通常由文學對國家表達的厭惡、嘲諷或冷淡，本質(zhì)上是永久抗拒暫時，更確切地

　　說，是無窮抗拒有限的一種反應。至少可以這么說，只要國家允許自己干預文學事

　　務，文學就有權(quán)干預國家事務。一個政治制度，一種社會組織形式，正如一般的任

　　何制度，在定義上就是一種具有過去意味的形式，但指望將自己強加于現(xiàn)在（往往

　　還有將來）。

　　一個以語言為職業(yè)的人，對此最無法忘卻。作家的真實險境，主要并不在于國

　　家進行迫害的可能性（往往是確定性），而更在于發(fā)現(xiàn)自己被國家特色所催眠的可

　　能性，這些特色無論是野蠻或正在改善的，總是暫時的。

　　國家的哲學，它的倫理，更不必說它的美學，總是“昨天”。語言和文學，總

　　是“今天”，而且往往構(gòu)成“明天”，尤其是在以政治制度為正統(tǒng)的情況下。文學

　　的價值之一，正在于它幫助個人，使其存在的時代更特殊，使其區(qū)別于前人和同輩

　　，避免同義反復——那被尊稱為“歷史犧牲”的命運。藝術(shù)尤其文學不同尋常之處

　　、文藝區(qū)別于生活之處，正在于厭惡重復。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將同樣的笑話講

　　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發(fā)笑可成為聚會的活力，然而，在藝術(shù)上，這種作法稱之為

　　陳詞濫調(diào)。

　　藝術(shù)是一種無后座力的武器，其發(fā)展并非取決于藝術(shù)家的個性，而取決于物質(zhì)

　　自身的運動和邏輯，取決于每次要求（或建議）一種新穎美學解答方式的以往結(jié)局

　　。藝術(shù)具有自己的譜系、運動、邏輯和未來，與歷史并非同義，而至多平行；藝術(shù)

　　存在的方式，在于其美學真實的不斷創(chuàng)新。這就是為什么人們往往發(fā)現(xiàn)，藝術(shù)“領

　　先于進步”，領先于歷史；如果我們不再一次在馬克思的基礎上改善的話，那么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