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年齡對一位欲領袖梵界的僧人來說的確是年輕了些，因為有太多的知識他還沒有學到，有太多的人生哲理他沒有思考，還有太多的佛教本身的基礎他沒有明白。人世間很多時候是相通的，年輕固然有敏銳頭腦，王者的霸氣，無知而目空一切，但是無法避免的，正是這種因無知而傲視，因傲視而舉動輕浮，因輕浮而顯露底蘊不足，恰恰這底蘊不足是致命的，很多年少的人為了一時的輕狂付出了終生的代價。如果太虛是這樣，那也就不是太虛了。

    這年太虛放下了一切既有的名利，甚至放下了他所有的抱負和追求，來到海天佛國的普陀山。選擇在普陀山閉關，不是因為普陀是觀音菩薩的道場，也不是因為普陀遠離中原，可以靜思冥想，而是此時的普陀正有一位高僧在此駐錫苦修。

    這位高僧就是后來被奉為凈土宗十三代的祖師的印光，在很長的時間里，印光和尚的修為，只是在僧界享有聲譽，而現(xiàn)實生活中的蕓蕓大眾對他知道的并不多。在太虛登臨普陀的十年之后，弘一大師也特地登島拜師印光，問疑求法。他曾說：“朽人于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嘗致書陳情，愿廁弟子之列�！�

    太虛和印光大師曾有過一面之緣，頗得大師的青睞，但是之后印光對于太虛的佛教改革頗為不屑。此次太虛上島閉關求法，深得印光的好感，印光親自為他“封關”，并為他閉關的禪房題為“遯無悶廬”。三年的閉關，太虛謝絕俗緣，坐禪禮佛，閱讀寫作，專心于《楞伽》、《唯識》等唯識系經論，并廣泛閱讀其他諸子的文章，把佛學與儒學融會貫通，進入所謂禪學新境界，所謂“禪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所覺內學教義，世諦文字，悉能隨心活用”。

    （三）

    太虛初到雪竇寺時，正值中秋佳節(jié)，此時的太虛已經是名滿中華的高僧了。這年太虛三十八歲，離他坐化西去還有整整二十年。想象中的高僧，應該是紅光滿面，銀髯飄胸，或者是那種干瘦卻清骨欲仙的神態(tài)，玄衣大衫，語出經綸。而實際中的太虛和尚，更像一個紙扇輕搖的學士，清瘦而干練，瀟灑而儒雅。

    中秋之夜，圓月當空，一杯清茶，談詩論禪，賞月話菊。太虛是受了老蔣的盛邀來奉化的，此前的時間里，老蔣因為黨內的派系爭斗，被迫下野。這是老蔣政治生命的第一次下臺，當然對蔣來說，這不過是以退為進的手法，然而畢竟是人生的頭一回，心里多少還是難郁悶難平的，于是他想到了太虛。失意中談點禪意，猶如沮喪的時候喝點烈酒一樣，中國的百姓是這樣，領袖級的人物亦如此。也許都是浙江人，鄉(xiāng)音娓娓，倍感親切，如此的意境下，講解與人為善的《心經》，顯得更加融洽。

    太虛畢竟是儒僧，除了佛家的道理，禪的頓悟，詩也能夠吟上兩句。面對那輪高懸于蒼穹的皎月，吟幾句詩既是學問的顯示，也是件很風雅的事情。那天他應景而贊嘆：“千古相識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詩雖工整，卻少有意韻，不過老蔣卻很受用，高僧嘴里吐出的馬屁，自然和別人不同。

    當然太虛的馬屁是有感而發(fā)的，這個浙江山村走出去的青年，戎馬北伐，初定中原，實在是民國的驕傲，浙江人的英雄。而太虛心中的理想，怕也是要依托這個人，才能夠得以實現(xiàn)。太虛是個務實的僧人，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兩件事情，其一是對現(xiàn)存佛教的整理改革，以適應新的國家制度；其二是以佛學交往，濟渡世人，達到救國的最后目的。雪竇寺太虛與蔣的會面，拉開了他佛學西播的序幕，這種世界范圍內的弘揚佛法，在當時是促進了中國文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的是，為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國難之秋時，有效的爭取了同盟的幫助，以佛學聯(lián)盟東亞，做了必要的鋪墊。

    佛典與經典，中學與西學，如此的交融，奠定了太虛的佛學思想的宏博廣闊，在他龐大的理論中始終貫穿著“融貫”和“適應”這兩點，這也就是他的理論為世人接受和信奉的關鍵，他不局限于某一宗派，而使之交融協(xié)調，他不恪守固有的陳規(guī)舊律，努力適應時代的變遷。所有的理論和思想，最后化為度人，也就是教導世人如何做人，所謂“學佛先從做人起”。蕓蕓眾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自然也就知道國家民族的關系，知道自己生存的意義，之后才能夠超越達到精神的彼岸，而要超越必須進德修道，而進德修道則必須學佛。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太虛這樣的思想是有他的過人一面的，這也是當時老蔣視他為賢師良友的緣故。

※本文作者：西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