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的年齡對一位欲領袖梵界的僧人來說的確是年輕了些,因為有太多的知識他還沒有學到,有太多的人生哲理他沒有思考,還有太多的佛教本身的基礎他沒有明白。人世間很多時候是相通的,年輕固然有敏銳頭腦,王者的霸氣,無知而目空一切,但是無法避免的,正是這種因無知而傲視,因傲視而舉動輕浮,因輕浮而顯露底蘊不足,恰恰這底蘊不足是致命的,很多年少的人為了一時的輕狂付出了終生的代價。如果太虛是這樣,那也就不是太虛了。
這年太虛放下了一切既有的名利,甚至放下了他所有的抱負和追求,來到海天佛國的普陀山。選擇在普陀山閉關,不是因為普陀是觀音菩薩的道場,也不是因為普陀遠離中原,可以靜思冥想,而是此時的普陀正有一位高僧在此駐錫苦修。
這位高僧就是后來被奉為凈土宗十三代的祖師的印光,在很長的時間里,印光和尚的修為,只是在僧界享有聲譽,而現(xiàn)實生活中的蕓蕓大眾對他知道的并不多。在太虛登臨普陀的十年之后,弘一大師也特地登島拜師印光,問疑求法。他曾說:“朽人于當代善知識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師,前年嘗致書陳情,愿廁弟子之列!
太虛和印光大師曾有過一面之緣,頗得大師的青睞,但是之后印光對于太虛的佛教改革頗為不屑。此次太虛上島閉關求法,深得印光的好感,印光親自為他“封關”,并為他閉關的禪房題為“遯無悶廬”。三年的閉關,太虛謝絕俗緣,坐禪禮佛,閱讀寫作,專心于《楞伽》、《唯識》等唯識系經論,并廣泛閱讀其他諸子的文章,把佛學與儒學融會貫通,進入所謂禪學新境界,所謂“禪錄疑團,一概冰釋,心智透脫無滯,所覺內學教義,世諦文字,悉能隨心活用”。
(三)
太虛初到雪竇寺時,正值中秋佳節(jié),此時的太虛已經是名滿中華的高僧了。這年太虛三十八歲,離他坐化西去還有整整二十年。想象中的高僧,應該是紅光滿面,銀髯飄胸,或者是那種干瘦卻清骨欲仙的神態(tài),玄衣大衫,語出經綸。而實際中的太虛和尚,更像一個紙扇輕搖的學士,清瘦而干練,瀟灑而儒雅。
中秋之夜,圓月當空,一杯清茶,談詩論禪,賞月話菊。太虛是受了老蔣的盛邀來奉化的,此前的時間里,老蔣因為黨內的派系爭斗,被迫下野。這是老蔣政治生命的第一次下臺,當然對蔣來說,這不過是以退為進的手法,然而畢竟是人生的頭一回,心里多少還是難郁悶難平的,于是他想到了太虛。失意中談點禪意,猶如沮喪的時候喝點烈酒一樣,中國的百姓是這樣,領袖級的人物亦如此。也許都是浙江人,鄉(xiāng)音娓娓,倍感親切,如此的意境下,講解與人為善的《心經》,顯得更加融洽。
太虛畢竟是儒僧,除了佛家的道理,禪的頓悟,詩也能夠吟上兩句。面對那輪高懸于蒼穹的皎月,吟幾句詩既是學問的顯示,也是件很風雅的事情。那天他應景而贊嘆:“千古相識有明月,一生難忘是中秋。”詩雖工整,卻少有意韻,不過老蔣卻很受用,高僧嘴里吐出的馬屁,自然和別人不同。
當然太虛的馬屁是有感而發(fā)的,這個浙江山村走出去的青年,戎馬北伐,初定中原,實在是民國的驕傲,浙江人的英雄。而太虛心中的理想,怕也是要依托這個人,才能夠得以實現(xiàn)。太虛是個務實的僧人,在他的一生中致力于兩件事情,其一是對現(xiàn)存佛教的整理改革,以適應新的國家制度;其二是以佛學交往,濟渡世人,達到救國的最后目的。雪竇寺太虛與蔣的會面,拉開了他佛學西播的序幕,這種世界范圍內的弘揚佛法,在當時是促進了中國文化與西方的交流,更重要的是,為二次世界大戰(zhàn)國難之秋時,有效的爭取了同盟的幫助,以佛學聯(lián)盟東亞,做了必要的鋪墊。
佛典與經典,中學與西學,如此的交融,奠定了太虛的佛學思想的宏博廣闊,在他龐大的理論中始終貫穿著“融貫”和“適應”這兩點,這也就是他的理論為世人接受和信奉的關鍵,他不局限于某一宗派,而使之交融協(xié)調,他不恪守固有的陳規(guī)舊律,努力適應時代的變遷。所有的理論和思想,最后化為度人,也就是教導世人如何做人,所謂“學佛先從做人起”。蕓蕓眾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自然也就知道國家民族的關系,知道自己生存的意義,之后才能夠超越達到精神的彼岸,而要超越必須進德修道,而進德修道則必須學佛。不管是過去還是將來,太虛這樣的思想是有他的過人一面的,這也是當時老蔣視他為賢師良友的緣故。
※本文作者:西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