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生于憂患”——讀《孟子二章》有感
孟子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虞舜、傅說、管夷吾、膠鬲、孫叔敖和百里奚這六位古代賢人，原本地位卑微，歷盡磨難，才成為君主或重臣。他認為，經歷困境和磨難可以激勵人們奮發(fā)向上。他還說，一個人犯錯誤后才能振作起來，國家遇到敵國威脅后才能保持警惕，失去敵國的威脅，常常會居安而不思危，和平麻痹，走向滅亡。
他就是這樣，以個人和國家的事例證明“生于憂患”這個分論點。那么，這個分論點到底是對還是錯呢？且看下面兩個事例：
我教過一個學生，他隨離異后的母親生活。母親自殺未遂，瘋了，失去了自理能力和撫養(yǎng)孩子的能力。他又改跟父親，而父親已另立新家，便嫌棄、虐待他。他只好流浪街頭。后來，他得到姨媽、舅舅的接濟，白天上學，晚上幫姨媽看守五金檔。誰料他以怨報德，竟帶幾個豬朋狗友偷走檔口里的錢財，最終鋃鐺入獄。他先身處離異家庭，后又寄人籬下，卻沒能“生于憂患”。
春秋戰(zhàn)國時期，齊、楚、燕、韓、趙、魏六國，都受到秦國的威脅，卻相繼滅亡。它們也沒能“生于憂患”。
拿這兩個事例跟孟子的觀點相對比，前提條件一樣，但結局剛好相反。
那個學生的結局為什么會跟孟子的觀點相反？因為他覺得世界上沒一個好人，因為他不懂報恩，因為他的道德觀念和法制觀念薄弱，自暴自棄�？梢�，決定人的生死的主要因素是由人的知識水平、思想水平、技能水平、心理承受能力、生理健康狀況等所組成的綜合素質，這個綜合素質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他適應社會環(huán)境能力的大小，外界條件的安危好壞只是一個次要因素。面對吳國的進犯，勾踐能臥薪嘗膽，東山再起；面對日寇的入侵，溥儀卻俯首稱臣，甘當傀儡。
六國的結局為什么跟孟子的觀點相反？蘇洵曾經論證說“六國破滅，弊在賂秦”。可見，決定國家存亡的主要因素是由國家的決策水平、經濟實力、科技條件、社會秩序、國防狀況等所構成的綜合國力，這個綜合國力的強弱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這個國家對抗內憂外患的勝敗，外界條件的安危好壞也只是一個次要因素。面對美英聯軍的立體進攻，薩達姆敗下陣來，成為戰(zhàn)俘；面對塔利班的恐怖襲擊，美國能猛烈反擊，穩(wěn)定局面。
這證明，孟子的觀點不能普而遍之，絕而對之。孟子“生于憂患”的觀點乃是用不完全歸納法之中的簡單枚舉法推理出來的，他并沒有全面考察個人和國家的各種“生”、“死”現象，也沒有全面考察造成這些“生”、“死”現象的種種因素，光憑六位名人“生于憂患”這幾個事例，沒有考慮到“死于憂患”的眾多事例，就貿貿然下結論，其觀點沒有普遍性，犯了以偏概全的邏輯錯誤。他片面地夸大了外界不利因素對個人和國家的影響力。
烈火顯真金，疾風知朽木。個人和國家能在憂患中發(fā)展起來，也會在憂患中頹喪下去，關鍵在于這個人和這個國家是真金還是朽木。外界環(huán)境的憂患不是決定個人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因素，決定個人和國家命運的根本因素，是個人自身的綜合素質，是國家自身的綜合國力。
因此，我們要努力提高個人素質和綜合國力，以達到“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境界。一個人品學兼優(yōu)，身心健康，會自理，能自立，競爭能力強，抗挫折力強，能隨機應變，才能更有力地抵御厄困和磨難；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科技發(fā)達，社會穩(wěn)定，國防堅固，才能更有力地經受動亂和戰(zhàn)爭，并取得穩(wěn)定和發(fā)展。